内地高校藏族学生观念行为特点及思政教育应对——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

加强新时期内地高校藏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意义重大。本文对大连理工大学藏族大学生的政治信仰、道德追求、诚信观念、爱情婚恋、人生价值、学习培训、人际交往、网络行为、民族宗教、职业设计十个方面的观念及行为进行了详实调查与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内地高校藏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对策思考。     

全省携手 合力攻坚——聚焦湖南高寒山区脱贫解困

<正>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西北方向的腊尔山区,平均海拔超过800米,山不成脉、水不成系、路不成网、地下无矿,属于典型的高寒贫困山区。可在过去一年,它迎来了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     

宜人性人格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664名大学生的调查数据,探讨宜人性人格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及社会支配倾向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的间接作用。结果显示：宜人性人格对特定信任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在宜人性人格与特定信任之间具有显著中介作用,反对一般公平、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在宜人性人格与特定信任之间链式中介显著,表明宜人性人格能够直接影响特定信任,也可以通过反对一般公平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间接影响特定信任;宜人性人格对一般信任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同样,宜人性人格能够直接影响一般信任,也可以通过反对一般公平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间接影响一般信任。在教育上,注重积极人格的培养,提高大学生对公正的感受,同时降低其对等级与支配的寻求,可以有效地提升该群体的人际信任水平。     

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

这是一篇倡议性文章,旨在呼吁中国管理科学的研究要直面管理实践.从读者、研究者、学生、主管机构、社会评论者的困惑出发,反思了管理科学发展存在的问题,主张管理科学研究要重新思考管理的本质,使之从异化中走出来,强化对实践问题的研究,从中提炼真正的科学理论问题,既可以用理论指导实践,也可以服务于中国管理科学体系的创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管理科学未来发展的10项倡议和10个方面的突破点.     

转型背景下企业外部关系网络、战略导向对战略变化速度的影响研究

本文针对转型背景下市场环境的独特性,以社会网络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为基础,探讨了企业外部网络范围和网络强度对战略变化速度的影响,以及不同战略导向的企业在利用网络推动战略变化过程中的差异.研究提出了六个理论假设,并采用198个企业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网络范围和网络强度对战略变化速度有不同影响,而不同战略导向的企业在利用网络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研究拓展了以往战略变化方面的文献,并为中国转型背景下企业的战略调整活动提供了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     

政府支持与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基于知识基础和社会认知理论视角

商业模式创新是新创企业避免同质化竞争模式，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知识基础和社会认知理论，探讨了新创企业如何利用政府支持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的问题，并识别了影响政府支持作用发挥的情境因素。采用217家新创企业的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政府支持通过探索型知识策略和应用型知识策略两条中介路径促进商业模式创新；对于具有较高水平创业警觉的创业者来说，这种促进作用将会变强，而对于具有较高水平自我效能的创业者来说，这种促进作用将会变弱。     

天下为“公”：民国时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与产权变迁

近代公产转型与基层公共事业、国家治理机制的演变紧密关联，并承载了“公”观念的变迁。本文从产权视角出发，以民国时期浙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为基础，考察公产转型的历史进程。民国成立后，县级公产被纳入地方自治机构统一管理，其有别于“官产”“私产”的产权性质得到法律的确认与规范。在国家政策变动与治理事务扩张的背景下，自治机构对公产的管理引发诸多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推动县级行政制度改革，逐步将公产纳入政府管理，“公产”的概念也随之扩展，并逐渐向政府财产偏移。     

新文学进步观念发生考察

在新伦理替代旧道德作为革新工具的历史时期,进化论不仅对传统纲常秩序构成强有力冲击,还动摇、瓦解了"中体西用"的问题解决方案,成为叙述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线索。新文学书写与评价机制的进步观念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模式。梳理进化论转化为新文学进步观念的发生语境,有助于对西方理论运用展开历史反思。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镇政府的“经营政治”——基于X村民宿项目的考察

乡村振兴带来的资源下乡，使得基层政府自主性由“约束型自主”发展为“依附型自主”，而“经营政治”则是这一背景下乡镇政府行为的新动向。基于湖南省X村民宿项目的调查发现，项目运作中的“经营政治”本质上是以政治逻辑替代市场逻辑，而为了实现这一逻辑转换，乡镇政府通过策略化宣传，吸纳乡镇多元主体共谋共荣，最终形塑出一种“政治分利”秩序，以服务于乡镇政府政绩及相关资源获取的需要。具体来说，“经营政治”的形成，是源于乡镇约束性的强化、体制性激励的增强以及政策性空间的扩大；而其蕴藏的风险，则在于某种不可持续的政治分利秩序、地方代理失序以及亮点打造的负外部性。乡镇政府“经营政治”的出现，客观上推进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关于“政权经营者”和“经营村庄”的理论研究，也为在实践中如何充分发挥乡镇政府的角色功能提出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