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会计信息的经济学分析

从企业管理层、企业所有者、地方政府、债权人等不同层面深入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对虚假会计信息的旺盛需求的内在动因;并从虚假会计信息的供给者及其供给动机、供给条件等方面说明:在我国目前制度和经济环境条件下,供给方具有满足虚假会计信息需求的能力。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治理会计造假、消除虚假会计信息的政策建议。     

和谐社会人格权的法律保护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法制与公平,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是实现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平衡的保证。完善的人格权保护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长期以来对人格权的保护不够重视,当前的立法中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因此,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应当将人格权部分独立成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人格权体系。在对一般人格权内容明确规定的同时,根据现实社会发展和人权保护的需要增加具体人格权的类型。     

循环经济理论的国内外实践

循环经济理论是上个世纪末环境革命的产物。循环经济要求以“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的3R原则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准则。在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正在形成一股潮流与趋势,从物质层面、体制层面、价值层面全方位地改变着社会经济的运行。本文概略地介绍了循环经济的起源、内涵及国内外的成功实践,并介绍了我国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情况。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述略

面对现代经济学淡化伦理和中国经济伦理失范的现状 ,对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 ,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经济的伦理关怀进行评述。     

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研究——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为个案

文章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变迁为个案，分别从社区经济、组织、文化等方面探讨了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概括出“盘根草格局”的基本特征，描述了城市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主要过程。文章认为，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决定了城市回族社区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和力度，而社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又会进一步影响社区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     

简议安代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安代是科尔沁本土文化,是群落文化的一个代表性表征。安代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种门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种群整合体。其所具备的基本特点、基本价值也是多元的、多方位的。为了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有效保护、自觉传承安代文化遗产,有必要对安代进行再审视和再反思;有必要对安代文化传承主体的人文生态、自然生态进行深入探讨。进而,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安代文化的传承保护,建立一个适于安代文化繁荣发展的生态系统,确保传承主体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稳定交互关系。     

建设生态文明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化。建设生态文明战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内涵,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过程性特征,凸显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论儒家的道义型的人类中心论——从刘文英先生对儒家生态伦理观的研究说起

刘文英先生是国内最早研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精华主要蕴涵在"参赞化育"这一命题中,并集中进行了两点阐释,其一是人类参赞化育的前提以及人类何以能够参赞化育,其二是人类以何种方式参赞化育。刘文英先生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概括为"泛仁论的生态伦理",认为儒家主张人类以道德自觉的方式来参赞天地自然万物的化育,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建立一种具有道德情感的和谐关系,并由此承担起参赞自然万物的生长发育的责任和义务。虽然刘文英先生不同意将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归结为人类中心论,但在笔者看来,人类中心论也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和内涵,其所导致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是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只能导致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主宰,而儒家式的人类中心论,则是以人类的道义为中心,其结果是人类对自然万物承担起责任义务和付出道德关怀。刘文英先生所概括的"泛仁论的生态伦理"思想,事实上就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类中心论,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道义型"的人类中心论。     

英汉词义的对比及翻译方法探究

语言翻译的过程不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更是两种思维方式和观念系统的相互作用及深化的过程。本文通过英汉词汇意义的构成、词义差别的对比,分析了两种语言之间产生差异的原因,并介绍了常见的翻译方法。     

政府行为对明代山东农业发展的影响——以农田水利建设为视角

政府行为对地区农业发展影响极大,其作用至关重要。明代,由于中央政权对自身在各地农业发展中应发挥的作用、承担的责任认识不足,为了朝廷利益在山东地区实行片面“保运”、忽视农田水利的政策和举措,加之山东各级地方政府总体而言同样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结果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山东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滞后,进而严重限制了农业的深入发展。而片面“保运”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失当,更给相关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