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保险制度金融负效应对策研究

作为金融安全网之一的存款保险制度,日益被世界各国用于稳定和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安全.然而从存款保险制度思想提出以来,关于其争论也不少.基于这种争论,从金融的角度分析存款保险制度的负面效应,并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是理论界必须解决的问题.     

图书馆与非正式交流过程信息资源建设

在网络环境下,将非正式交流渠道信息纳入图书馆馆藏建设体系对科学交流和图书馆而言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图书馆应将会议相关信息与预印本服务系统等非正式交流过程信息资源纳入其资源建设范畴。     

历史记忆与南海问题中的叙事建构

在持续紧张的南海局势中,“固有领土”叙事是基于历史记忆的社会建构,不相容的叙事客观上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历史记忆的路径依赖、对无形价值的情感框定、“自我-他者”二元话语结构,强化了负面叙事黏性。那些积极的叙事“推动者”会将“固有领土”话语建构成一种延续性的叙事模板。在2012年中菲黄岩岛冲突、2014年中越“981钻井平台”纷争等危机中,东南亚声索国对中国维权行动施加了负面锚定。历史记忆与叙事黏性的关联逻辑可以为中国主动应对南海舆论压力提供政策启示。     

政策学习视角下地方科技政策与气候政策协调——以武汉为例

政策学习是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力,政策协调实际上是政策参与者通过政策学习实现政策融合的过程和结果。中国地方公共政策不协调的情况比较普遍,其中科技政策与气候政策的协调问题具有代表性。运用政策学习的理论框架,分析武汉市低碳试点中科技政策和气候政策的学习历程,发现武汉政策参与者的学习主要是对外部经验的学习,尚处于初级阶段,学习的平台也比较欠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构建政策网络,促进政策信念的学习,创新运用政策工具,开展低碳技术政策评估。     

金融科技创新与城市环境污染

金融创新对于促进企业污染减排、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科技金融作为一种旨在推动科技创新的新兴金融模式,为中国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构建科技金融与企业污染排放的局部均衡模型,将科技金融的污染排放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选取中国工业企业为样本,匹配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污染数据库、专利数据库和城市统计年鉴,以“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评估科技金融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因果效应,并深入分析其作用机制及城市、行业、企业性质方面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分别使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下降6.1%和6.6%。机制分析发现,科技金融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规模效应）加剧了污染排放;通过提高清洁能源使用率、循环用水率、增加减排设备投资（结构效应）和提升技术水平（技术效应）降低了污染排放。并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大于规模效应。此外,科技金融的减排效应主要体现在大城市、高污染行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研究结论为政府推广实施科技金融政策,探索现代化污染治理新路径提供了有益参考。     

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现状与前景

过去的15年,中国与东盟关系走过了从消除疑虑、开展对话、增进互信到最终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平凡的历程。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强,经贸合作潜力大,未来发展空间很大。但是,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矛盾,必须认真解决。文章着重分析了双方合作的潜力以及实现共赢的空间,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学院批评的良知

与媒体批评、作家批评相比,学院批评有自己独特的理性品格。但在当今学术批评界,学院批评良知的失落是严重的,不仅表现为批评者人格操守的失落、学术良知的失落,更表现为社会责任感的失落。这种失落和个人需要的三个层次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应关系,但唯有升华到个人需要的第六层次,真正的文学批评才会由此诞生。     

发挥比较优势强化政府职能打造四川文化产业特色品牌

四川拥有极具特色和比较优势的文化资源,但文化品牌发展的现状与丰富的资源不相匹配,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发挥四川的比较优势,从而打造具有区域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因此,为促进四川向文化强省跨越以及提升四川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加强文化产业品牌的策划,通过强化政府职能,发挥比较优势,打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品牌来。     

朱熹揆以常情的解经方法

在经典的理解与解释上,朱熹一向主张采用“揆以常情”的方法,以求理解与解释的最终结果合情合理,能最大限度地具有普遍意义和客观有效性。就其经典解释实践看。朱熹在理解和解释经典文本的各种意义时,也总是自觉地把相关问题置于普遍人性的层面上予以考量,把对相关问题的反思、理解与对人之常情的揆度结合起来。     

灾难事件对生育率的影响：历史经验与现实思考

纵观人类历史,任何一次重大灾难事件都会导致生育率波动变化。灾难事件周期与生育率变动的一般规律为:生育率在灾难事件发生短期内会受挫下降,灾难事件恢复中期内回升反弹,灾后长周期内则回归灾难事件前的变动大趋势。从外在因素的影响看,灾难事件范围越广,波及人口越多且致死率越高,生育率波动越剧烈,疫情和与环境有关的灾难事件可能会对生育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从内在因素的影响看,灾害发生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与家庭经济能力、人口年龄结构以及政府的应对能力等会影响生育率波动幅度,但不会改变波动方向。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初步观察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生育率下降是高死亡数量带来的心理冲击、经济衰退、停工停产以及对未来生活预期不明朗和信心减弱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