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双刃剑效应研究

 创新对当代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它一般包括创意生成和创意推行两个阶段。已有研究更集中于探讨如何促进创意的产生,对创意推行的研究却相对匮乏。创意倡导是对新颖想法的积极推广,被认为是创新推行的关键。促进个体的创意倡导是推行创新的有效举措,然而理论和实践较少关注如何促进个体的创意倡导。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探讨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影响,提出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同时存在增益效应和损耗效应,在二者之间构建非线性的理论模型,进一步考察个体创新效能感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收集一家IT教育科技企业的62个团队共291名个体的问卷数据,使用HLM 7.0进行跨层次的层级回归方法检验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影响以及个体创新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新倡导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当领导权力分享处于适中水平时,个体有最多的创意倡导行为。个体创新效能感在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新倡导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当个体创新效能感较低时,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意倡导之间呈倒U形关系;而当个体创新效能感较高时,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意倡导之间呈正向的线性关系。        从领导权力分享角度探讨创意倡导的前置因素,是对创新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分析领导权力分享的双刃剑效应,拓展了对领导力影响的认识。从实践意义上,研究结果启示管理者在促进个体创意倡导时,要警惕过度领导权力分享的消极作用,并且提高个体的创新效能感。     

波动预测建模与尾部风险测量方法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冲工具,股指期货在2015年经历了一轮极端牛熊市。在股指异常波动阴影下,研究股指期货尾部风险的测量方法,对风险管理与资产配置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风险测量方法通常利用低频波动率构建尾部风险VaR和ES估计量,但高频波动率比低频波动率蕴含更多信息且计算效率更高,利用高频波动率建立高效的尾部风险测量方法成为研究趋势。         基于条件极值理论和新型高频波动率,构建RV-EVT框架的股指期货尾部风险测量方法。阐述已实现波动率衍生的跳跃、好坏波动和符号跳跃理论;为提高波动率估计精度,利用已实现核修正CPR跳跃检验、好坏波动和符号跳跃;考虑跳跃、好坏波动和符号跳跃建立4组对数形式的HAR类波动预测模型。在极值理论框架中嵌入HAR类模型预测波动率,构建两步法的RV-EVT尾部风险测量方法;根据样本外滚动预测评估股指期货尾部风险测量水平,采用无条件覆盖和自枚举检验对VaR和ES进行回测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波动率的样本外滚动预测显示,HAR波动预测框架下好坏波动分解优于连续跳跃波动分解,好坏波动衍生出的正负符号跳跃具有极为突出的波动预测能力;回测分析检验结果显著,尾部超出数接近理论预期,表明RV-EVT尾部风险测量方法有效;HAR-RV-RS和HAR-RV-SJd模型的尾部风险测量表现最佳;ES模型比;VaR模型具有更优的尾部风险测量水平,特别是在高风险状态下ES模型能弥补VaR模型失控的缺陷;通过量化交易资金管理研究,揭示尾部风险测量方法的应用价值。         建立了高频波动率与风险管理的桥梁,为金融资产尾部风险度量提供了有效方法,对资产配置和风险控制具有借鉴意义。     

联盟企业的网络位置差异、行业环境与网络位置跃迁

 网络位置的跃迁能够为联盟内企业带来很多关键性资源和社会效应,联盟内大量企业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加速其网络位置的跃迁。已有研究较多从企业自身拥有的网络能力和网络中企业位置嵌入优势探讨网络位置的快速跃迁,忽视网络合作企业位置嵌入的作用,特别是网络位置嵌入存在差异的企业所形成的网络异位置联盟,容易导致资源和信息流动的改变,而对企业网络位置演化产生综合影响。此外,在中国新兴经济情景下,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企业合作意愿以及合作方式的选择,以此动态作用于异位置联盟方式下企业网络位置的演化。        运用资源基础观和信任理论,对比分析同位置联盟和异位置联盟对企业位置跃迁的作用,并检验网络企业嵌入不同行业环境(行业环境动态性和行业环境竞争性)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权变作用。采用中国信息行业研发合作网络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Ucinet 6.0、Stata 11.0软件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与网络同位置联盟相比,异位置联盟更容易促进企业网络位置跃迁;行业环境动态性越强,越会促进网络异位置企业间联盟对企业网络位置跃迁的正向作用;行业环境竞争性对网络异位置联盟与企业网络位置跃迁之间关系没有权变作用。        研究结论进一步明晰了网络异位置联盟对企业网络位置跃迁的作用机理及行业环境对企业网络位置演化作用机制,为企业有效获取和利用网络位置资源提供理论支持。     

高校学生社团德育自主教育模式

传统的德育观念往往将知理等同于知识,使得学生缺乏对情理的真切感受,德育自主教育是近年来教育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深化德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注重开发和培养学生的主体性,承认和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人格。本文立足社团这个德育主体教育的有效载体,提出社团主体性教育中的机制保障;挖掘自主元素,确立社团德育自主教育的优势;架构教育途径,驱动社团德育自主教育的深入开展,并探讨对社团管理工作的若干思考。     

夫妻权利与婚姻满意度关系研究——基于2006全国综合调查的数据分析

根据2006年全国综合调查（CGSS2006）的数据,本文探讨了夫妻权利运行的三个要素：权力基础（教育差、年收入差）;权利过程（互诉烦恼、对钱不同意见频率）;权利结果（家务差、家庭事务决定权）对婚姻满意度的具体影响。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权利过程是影响婚姻满意度最重要的环节,其中配偶向被访者诉说烦恼和对钱不同意见频率都有显著影响：教育差虽也有一定的负向显著度,但其影响程度较小;夫妻年收入差、家务差和家庭事务决定权并无显著性。     

基于“健康中国2020”目标的二维人口健康不公平指数研究

目的：本研究基于“健康中国2020战略”,旨在开发一种可综合评价人口健康公平性的二维指数。这里将公平性定位于“人口健康产出的平等”。方法：应用生态学研究、因子分析等方法对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口健康不公平指数进行测算。之后。对健康不公平指数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资料主要来源于2003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结果：由8个变量合成的中国人口健康不公平指数（IHI）的中住数为0．27838π（范围：0π～0．39002π）。该指数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 α系数＝0．8304）和信度（Spearman相关系数〉0．8．P〈0．05）。IHI与社会剥夺指数（Spearman相关系数＝0．731,P〈0．05）、期望寿命（Spearman相关系数＝-0．569,P〈0．05）和基尼系数（Spearman相关系数=0．805。P〈0．05）间具有较好的相关性。结论：IHI是一种二维、具有较好信度和效度的监测“健康中国2020”战略的指数．它与基尼系数相比在对人口健康公平性的综合评估方面更具优势。该指数还可应用于政策干预效果评价、弱势群体的确定及卫生资源分配等领域。     

农村中小学教师对留守儿童的认知

留守儿童能否得到优质的学校教育,与教师的认知与态度是分不开的。本次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农村中小学教师认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父母外出后,给孩子成长带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因绝大多数农村中小学教师主要是根据他们日常生活中与留守儿童的接触,从而形成对其的总体印象,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农村中小学教师对留守儿童的总体评价与判断是比较可靠的。同时,调查也发现农村基层教育系统尤其是处在农村教育第一线的教师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比较重视,但要警惕将留守儿童＂标签化＂的危险。     

江苏人口职业结构变迁与影响因素分析

人口职业结构变迁既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及其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社会结构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迁可以通过人口职业结构的变迁表现出来。本文力图通过1978-2009年江苏地区相关统计数据分析,对江苏省人口职业结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认为：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积极推动了江苏省人口职业结构的变化,同时,人口结构的变化又为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基础资源。     

基于企业文化对西藏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策略研究

西藏上市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目前存在一些问题:在物质文化方面,特色不突出、宣传力度不大;在行为文化方面,受企业高层领导影响较为明显;在制度文化方面,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在精神文化方面,缺乏个性和创新性等.结合西藏上市公司的实际,建立健全企业有自身特色的制度,加强执行力,确立核心理念,将企业文化融入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之中,使之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必将有效提高西藏上市公司的竞争力.     

中国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

人口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双重属性,因此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态势,以人口为中心系统地分析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的人口变动主要从四个方面促进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如果没有其他突发性因素的冲击,单从人口变动因素来看,中国经济还可能再持续增长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