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调整范围的反思

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是学界多年来最为关注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文章指出划分法律部门的实质标准是利益,而不是调整对象和方法.正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利益需求,才造就了不同的法律部门.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立身之本.一个法律部门出于对某种利益保护的需要,往往调整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同一性质的社会关系由于承载了不同的利益,也往往需要不同的法律部门共同调整,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正是如此,它们共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对后发优势理论的反思--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透视

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化的探索进程中，既要看到后发优势带来的希望，还要看到后发优势一救都会受到后发劣势的影响，更会受到随时空变化而出现的一些新的因素的制约。要提高对实现现代化的这一目标的难度的充分认识，避免坠入后发优势所设下的陷阱。     

知名高水平大学精英教育探析

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教育时代,大众化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培养大量的高素质人才。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是相对的,它的基本特征是培养少量拔尖创新性人才。研究和探索知名高水平大学人才培养的定位和目标,探索精英教育的性质、精英教育人才培养的模式、精英大学生的招生选拔等成为目前高等教育界的热点研究课题。在研究分析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认为精英教育是知名高水平大学的必然选择。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分析

从克林顿时代起,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网络安全战略,将其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战略经历了从重视网络防御、网络攻防结合,到全球网络威慑的演变。网络安全战略演变的实质,就是逐步确立美国的制网权战略。为保证网络安全战略的实施,美国形成了组织管理保障、技术保障、法律法规保障和执行保障等体系。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引发了网络军备竞赛,给国际法造成了严重挑战。本文通过对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分析,剖析其特点和实质,希望对我国网络安全建设有所启示。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

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对于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选择路径及制度构建等一系列问题仍处于探索阶段.文章在学者们研究成果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实践模式的基础上.立足于现有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坚持灵活性原则,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探讨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选择路径与制度安排.并以养老保障制度为例,对现有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创新.     

论苏轼岭海山水诗与“天地境界”

苏轼岭海山水诗是其晚年生命实践与人生哲思的艺术外化:首先是超越世俗功利而体认自我本体性之孤独存在,然后是融入无穷宇宙以成就自我无待之自由生命,兼能执著现实承当士道文心,最后是以和陶范式开掘内在心性境界,由诗艺风格之平淡发溢为生命精神之平淡,完成诗、人、道之圆满统一.它标志着苏轼经由山水审美而追求内在超越,肯定个体感性生命又调谐社会理性要求,尽性以至命,塑建全新理想人格而达到“天地境界”.     

博弈与理性：农村养老方式的选择

目前我国农村相关配套政策改革滞后 ,导致地区差异越来越大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 ,不同地区的农村在家庭养老的方式选择上也呈现明显的差异。依据农村养老主体的不同 ,可以把农村养老分为福利养老、家庭养老、综合养老与自主养老。这些不同的养老方式的选择是多种机制与利益作用的结果 ,文章从博弈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 ,分析多种养老方式选择的原因以及背后的理性机制。     

行业特色高校学科发展模式:美国一流大学的启示

特色学科是差异化战略的具体体现,是行业特色高校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和集中体现。在美国保持特色优势是行业特色高校的立校之本,其学科发展有均衡发展与重点突破,有限发展与综合发展,学科交叉、协同发展几种典型模式。就我国而言多学科交叉协同、非均衡发展模式是行业特色高校的强校之路。成都理工大学“恃优先行,以点带面;以优促精,全面提高”的学科发展模式正是国内行业特色高校发展的典型案例。     

面向中国的"灵芝"译论与面向世界的"海变"译论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于1922年在美国英译并出版了《李白诗集》,影响巨大.闻一多与他就中国古代诗歌翻译的讨论分别提出了"灵芝"译论和"海变"译论.两人的译论显示了中日学者不同的翻译观,即面向中国的翻译观与面向世界的翻译观.这两种翻译观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价值认知不同,对中国古代诗歌向外传播的影响也不同.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

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两种重要治理机制。基于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的交易成本分析框架,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核心社员和普通社员的治理逻辑以及治理机制的动态转换,研究发现：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合作社对核心社员的关系治理程度总体上会由高向低变化,对普通社员的关系治理程度的变化则相反;对核心社员和普通社员的契约治理程度都会呈现出增强趋势;就合作社整体治理而言,契约治理成本会随着合作社的规模扩大而不断下降,关系治理成本则相反,因而关系治理最终会让位于契约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