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一定是发展史———中国古代都城形态史的解构

以往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都城城市形态的历史是一种前后相继的发展史，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就是对城市形态进行相似性比较，但这种方法在逻辑上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其结论是值得质疑的。基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历史并不一定就是事物、事件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存在发展阶段以及变化规律可循的“发展史”，而可能只是由一些不存在密切联系，只是在时间上具有先后顺序的同类对象构成的历史。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问题及其优化调控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边缘区为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问题,包括过度依赖外资、生态环境隐患、建设用地无序扩张、违章建筑、房地产开发失衡与基础设施配套滞后、传统文化衰落等,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调控措施:促进产业结构改造与升级,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整治,加强房地产开发的政府引导,推进边缘区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边缘区规划体系。     

本子故事《羌胡传》对《蒙古秘史》情节的趋同性传承

文学的发展是一条历史长河,在它发展的下一阶层上,总是传承着上一阶层的源流,并且同时又接受着各种文学潮流的影响。本子故事《羌胡传》在故事的敘述中,与《蒙古秘史》的情节趋同,表现出蒙古族口头传统对书面文学的传承特色。     

现代技术与货币经济视野下的家庭处境

从现代技术与货币经济这两个内在关联的主题探讨家庭危机之根源所在。现代高科技渗透现实生活领域,瓦解了身体、家庭和宇宙四位一体、相互感通的整体性,导致家庭存在的意义丧失。货币作为是现代生活中"最普遍的技术",其对人的内在世界,包括个人的生命力、个体命运与整个文化的影响,深刻地表现在其对婚姻家庭观念的重新塑造上。在货币经济时代,金钱化、物欲化,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抑制了琴瑟和鸣的人间情感,滋生出异化的现代"金钱婚姻"观念,演变出比前现代更深刻的"文化悲剧"。尽管家庭处境堪忧,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家是人生命之根基的事实。返家归本构成人生乃至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     

英格兰数理精英教师培养及启示——基于“未来教学学者”计划

英格兰政府针对国内中小学数学和物理等学科专业教师紧缺、学生数理成绩较差的现状，推出了"未来教学学者"（Future Teaching Scholars）精英教师培养计划。这一专项教师培养计划旨在通过严格的选拔标准、系统的培养方案、丰厚的奖学金与助学金以及明确的教师未来职业发展规划，吸引高质量的本科生积极参与，从而提高英格兰数理学科教师的专业水平及学生的数理学科成绩。英格兰政府为改善特定科目和偏远地区学校教师质量而开展的专项教师培养项目为我国相关教师的培养工作提供了积极借鉴：创新教师教育培养模式，提高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充分发挥地方师范院校的主体作用，保障特定地区教师供应；提高师范生选拔标准，促进教师队伍整体质量提升。     

加嬭编钟与楚庄王服曾

新出春秋铜器加嬭编钟是曾侯夫人加嬭的自作用器,但铭文中自称"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之人并非曾侯,而是楚庄王熊侣.器主加嬭即随仲嬭加鼎中楚王所嫁之女随仲嬭加,她依靠楚国的支持在丈夫曾侯宝去世后代执国政.编钟铭文所记是楚庄王巡省已归附楚国的曾国,加嬭代表曾国燕享楚王之事.从加嬭在楚庄王面前自称"孺小子"来看,其人应即庄王之女.如此一来,加嬭媵器随仲嬭加鼎的作器者也宜定为楚庄王.     

创业教育的评价体系与价值导向

对某一行为进行评价是规范行为主体的目的性、保障行为过程的科学性、实现行为结果的公益性的有力手段。创业教育的评价体系需包含学校、政府与社会这三大主体和以创业教育理念为统领的九大要素。评价的价值导向是要引导并促成由单纯的就业率评价向就业结构、就业质量、创业尝试评价转向,由毕业之时的就业率评价向若干年后的社会贡献评价转向,由家长期盼的评价向学生自我评价转向,由政府主导的评价向社会主导的评价转向。     

援"理"入医,医"理"圆融——以朱熹等中医哲学思想为例

中国哲学与中医学的"互动"突出体现在医学与理学的彼此促进、互相发明上.朱熹是引医入"理"的代表;朱丹溪、赵献可等是援"理"入医的代表.理学对医学的影响不仅仅是理学概念之医学"植入",更关键的是理学治学方法在医学上的运用.援"理"入医、医"理"圆融,是五大因素的共同作用.     

关于三分Cantor集的结构的一些新结论

旨在采用代数的方法来研究三分Cantor集的结构特点。主要结果除了给出三分Cantor集的代数构造外还定义了仿四进位；结合代数构造、拓扑构造以及仿四进位分别给出并证明了三分Cantor集及其余集的结构公式，从而改进了已有的结论。     

如何科学地看待国学

对国学应该有一个科学态度,既不能盲目地视之为无瑕美玉,全盘照搬到现代生活中;也不能盲目地视之为全是糟粕,一概拒斥。与建立对国学的科学态度相关,还需要建立对西学的科学态度。只有建立起这两个方面的科学态度,才有益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