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人类学概述

人类学家关于边疆和边界的研究包括将内涵和认同层面存在差异的各个世界分离和联系起来的文化边疆,标示出地理空间的边疆以及形塑社会关系秩序和界定“社群”（community）成员资格的边疆。这些文化、领土和社会维度常常交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边疆人类学。目前,社会科学已经逐步将对边疆关注的焦点聚集到其关系性和动态性两个方面,不再将其视为政治边缘,而是嵌入到日常生活中,这也是人类学长期坚持的一种探索路径。     

科学发展观与人类存在方式的改变

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体现了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对当代人类生存处境的理性自觉,是在对现代历史发展模式和发展观念认真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发展战略。它既摒弃了对人类发展虚无主义式的否定,也扬弃了现代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发展主义和以物为尺度的异化发展道路,在以人为本、推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中探索构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实现人类存在方式的伟大转变。科学发展观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使人们明确当代中国究竟应当如何发展以及发展的未来图景,而且其历史价值更加深刻地蕴涵在人类应当选择何种存在方式这一思想高度之上。     

中国佛教界对民国政治的参与——以1927-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佛教界内部对于政治参与存在分歧,但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运作的政治事件、由派系之争引发的政治风潮及达赖班禅关系的协调,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佛教界的政治参与,既有利于协调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有助于促进佛教界自身的整顿和佛教的复兴.     

犯罪化的任务与非犯罪化的使命

伴随着时代、民族、社会的变迁,根据公众根本利益的变化,社会危害性的标准随之改变,犯罪与非犯罪的立法评价也跟着改变。本文从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概念入手,探讨了新时期下我国刑法的犯罪化的任务和非犯罪化的使命,并指出未来刑法将循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双向思路进行。     

城市空间架构的文化维度

人类面对来自自身和环境的双重压力和挑战,无法回避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悖论,从城市空间架构的文化维度来审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城市文化空间由城市传统文化的历史空间、城市现实文化的多元化格局以及城市未来文化的伸展空间等方面构成,城市文化空间架构应注意城市空间的文化的绵延性、空间展开的多样性及其超时空性。     

收入分配、技术进步与经济的持续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

支撑中国经济近30年高增长的主要是要素投入而非技术进步,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以及这种方式下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这可能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供条件,也可能使经济进入均衡陷阱。技术进步本身有着内在的逻辑,它源于分工,而分工又具有自发演进的正反馈机制。建设"创新型国家"(或者说大范围的技术进步)难以依靠由政府动员全社会力量集中攻关的"举国体制"来实现,分工的深化才是技术进步,进而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论文学给予影视的“营养”

影视与文学的关系是学界长期争议的话题。作为后起的艺术种类,影视从以小说为主的文学那里吸取了诸多营养：从改编的角度看,不论是名著经典还是畅销小说,文学为影视提供了创作的源泉和基础;从叙事的角度看,影视吸纳了文学的基本叙事要素,在复调叙事、细节表现以及画外音的运用等方面也得到了文学的滋养。     

关于判决既判力先决要件的比较研究

从既判力目的论出发,两大法系国家对于"终局判决"的理解是不同的,大陆法系国家强调作为既判力之先决要件的终局判决需以判决生效为前提,而英美法系国家则无此要求.通过比较可发现,大陆法系关于既判力先决要件的设定较之英美法系的设定要显得更为严谨、也更具可操作性.     

儒学的现实意义与历史作用略说——兼驳刘泽华所谓王权主义叙事

文章从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视角对当代各种思潮进行了初步描述.在对反传统思想的分析中,对刘泽华教授的"王权主义叙事"模式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认为这一叙事实际是把法家的王权主义强加在儒家头上,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无法达成对传统文化的真正理解,甚至与刘自己提出这一理论的初衷即反对专制主叉也背道而驰.     

地方利益、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与福祉

地方利益包括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与地方公利,其中,地方政府官员利益居于核心层并发挥基础性、关键性作用.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又包括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非物质利益中的政治利益至关重要.地方利益引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导致区域经济不合作,进而造成福祉损失.只有从地方利益入手,准确清晰地界定并规范和约束地方利益,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增进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