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交易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路径差异与减碳效果研究——基于省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有助于实现全球碳平衡,而碳交易政策扩散对于促进中国碳交易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碳交易市场建设不断深化的情境下,有必要识别省域碳交易政策扩散的多维影响要素,检验不同扩散路径下的政策效果差异,总结政策扩散经验。文章基于省域面板数据,首先运用事件史分析法,通过Cox比例风险模型发现,能源政策的落实、地方政府的综合服务能力和社会创新能力是碳交易政策扩散的关键驱动要素;其次,利用合成控制法进一步检验,发现主动扩散地区的减排效果弱于试点扩散地区,试点扩散地区对主动扩散地区的激励和带动作用有限,试点成果尚未得到有效学习和复制。为此,在我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建设过程中,应强化中央统筹协调与地方相关举措之间的协同配合,依托有力的政策驱动激发我国碳交易制度活力,提升碳减排效果,形成路径清晰、梯度有序的政策扩散机制,以稳步实现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目标。     

传承与延续:叩问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

中国古代文论毫无疑问是构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但如何认识、把握这一资源,使之真正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有机部分,却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张晶一文提出必须建立从古代文论到当代文艺学的转换中介;韩经太一文则提出了解读古代文论的新视角,即从语言艺术切入古代文论,使之回归艺术本位;林继中一文则坚持以发展流变的眼光,把通变中富有生命力的文论范畴作为今天文艺学建设的生长点,以此拓展本土文论的内涵;蒋述卓一文则对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作了系统的梳理。     

论茅盾及五四精英文化人格的历史内涵与时代局限

急公好义、刚柔相济、谨言慎行、外圆内方,这16个字可概括茅盾人格的主要内涵与个性特征。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五四文化精英的幸存者,虽面对自我人格时代扭曲的同样厄运,但因其内在条件与主观能动性存在差异而分化为"左"、"中"、"右"三种类型。茅盾人格从"刚柔相济"发展到"外圆内方"、"以柔'蔽'刚",并非人格自律标准的降低,而是"所处的社会状态"使然,他不得不调整策略以适应特殊的环境压力。     

简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形象

“东方学”明确地指出在西方本位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是西方社会为了自身的文化需要而建构出来的“他者”。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在西方成熟的媒体运作模式和文化工业的覆盖下,许多人担忧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也很可能成为东方人自我的想象,即所谓“东方的他者化”的趋势,并担心这种趋势会对中国的文化和国人的民族认同感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担忧有着确实的现实背景依据,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当东方主义指出“东方”一词是建构而来的时,本身也就否认了“东方”的确定性。“东方”同“西方”一样都是想象中的概念,两者都用彼此来确定自身的聚合。“东方”、“西方”的文化永远都在互动、交流、融合中传播。文化永远是不确定的动态演变,正如“他者”是永远确定的永恒存在,两者并行不悖。     

廉政文化建设实践必须坚持的原则

主要阐述廉政文化的实践活动应坚持主体性、自觉性、规范性和实效性的原则.认为廉政文化建设的主体是机关各级党政干部和公职人员.廉政文化建设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途径和方法是"进机关"、"进领导班子".必须认真开展"为民、务实、清廉"的主题教育和廉政实践,使廉政文化在潜移默化中转变成为各级党政干部和公职人员的自我要求、自觉行动和信仰追求,并通过制度反腐,有效地遏制和惩处腐败.     

浅析税收筹划与合法避税

通过企业税收筹划进行合法避税,不仅有助于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还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财务管理水平,并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的实现。税收筹划除了应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外,还应具备税法知识、会计知识和其他法律知识。     

包头市农用土地利用研究

本文分析了包头市土地自然结构特征,研究了包头市农用土地结构特点和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包头市农用土地利用对策．     

论中国现代西部文学独特的文明形态

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版图上,东部和西部的巨大落差,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东西的界线如何划分?影响中国西部文化的文明形态包含哪些特殊的内涵?它怎样影响民族心理和文学艺术的发展?这些都是我们研究西部文学必须面对的问题。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我国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管理体制正在发生着整体性的深刻变化 ,街道的传统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 ,必须建立新的社区管理机制。社区建设要适应“大社会”的总体要求 ,加强理论建设、法制建设 ,理顺管理体制 ,从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     

《仪礼·丧服》与其他先秦文献所载丧服制度之比较研究

《仪礼·丧服》经、传的基本内容虽然大多在其他先秦文献中有所反映 ,但其他先秦文献中也记载了不少与《仪礼·丧服》经、传相歧异的内容。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歧异 ,一方面是由于《仪礼·丧服》所记述的丧服制度已经过儒家学者的加工整理 ,其中已加入了加工整理者的一些主张和理想 ,而其他先秦文献所载则往往是当时实际实行中的丧服礼俗 ,因而二者出现一些歧异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 ,可能还与丧服制度的发展演变有关 ,由于《仪礼·丧服》是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学者对宗周时代流传下来的丧服礼俗加以编订整理的结果 ,其内容相对于其他先秦文献所载春秋战国时代实际实行的丧服礼俗肯定有滞后性 ,这也势必决定了二者会存在某些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