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我党"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来的治国方略.内涵即为健全的法律制度,法律的普遍遵守;依法治国是历史的选择,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因此,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     

国外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经验与启示

在中国城市规划从“精英式”走向“大众化”规划过程中,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机制完善的法律保障、严格的公众参与程序、完整的反馈修改机制等值得借鉴。在中国城乡规划转型过程中,应该公开城市规划相关信息,将公众参与时间前移和重心下移,提高公众参与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扩大公众参与内涵,以实现各方利益均衡。     

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以《边政公论》为中心

《边政公论》系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代表刊物,刊发了大量关于边疆研究方面的论著。一些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的学科理论,并结合中国边疆社会实际,展开了对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探讨。这些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讨论,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时代色彩,以及当时边疆认识、民族观念方面的局限性,但均是基于当时的客观事实的认真考察。诸多见解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这对于今天构建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浅谈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问题

从研究人力资本理论及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特殊性入手,探讨激励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和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建立激励机制的原则,归纳出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理论及方法的有效使用。     

王渔洋的《题辞》与余秋室的佳《序》——谈《聊斋志异》的“独创性原则”

渔洋老人为《聊斋志异》的《题词》,揭示了作品的"总体特征"。百年之后,余秋室之佳《序》,有如《题词》之注脚,全面而深刻的阐释、发挥了《题词》的思想,指出了《聊斋志异》何以"厌作人间语"爱听鬼唱时"。而这一点,作为《聊斋志异》的思想与艺术的"总体特征",正体现着文学的"独创性原则"。     

穆旦:“被围者”的精神结构及其历史表述

"被围者"穆旦的生存困境,并非外在的黑暗势力过分强大所致,而是在把外部世界看作敌人的同时,认定自己具有内在本真性的现代人共同的精神困境。这个由"纯洁的个人"和"丑恶的社会"两极构成的封闭性循环结构,虽然随着诗人具体的历史境遇而演化成了不同的历史形态,但其根本性的结构却丝毫没有发生改变,最终导致穆旦"突围"的失败。     

重在和谐发展——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辩证思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行理性分析和辨证思考。而这些问题的核心,归根到底就是和谐问题,例如硬件与软件的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和谐、长远与现实的统一等问题。     

"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对庄子生死观的一个考察

本文在于从本体论的角度和高度("以道观之"),对先秦道家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庄子的生死观作一个较为深入也较为全面的考察,并在同西方最为重要的死亡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对比研究中凸现庄子死亡思想的世界意义和现时代意义.     

自我建构对消费者促销方式偏好的影响

  形式多样的促销手段成为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赢得胜利的重要方式。已有研究涉及的促销方式直接受益实体都是消费者自身,随着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直接受益实体为慈善机构的捐赠促销活动不断出现,然而很少有学者对不同受益实体的促销方式的效果进行比较。         基于信息框架理论和调节定向理论,以打折促销和捐赠促销为研究对象,运用分类变量中介检验和3阶交互效应方法,通过Spss软件中的Process插件进行Bootstrap中介效应分析,解释调节定向在不同自我建构消费者对两种促销方式偏好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机制,并引入感知风险和感知稀缺两个变量,探究其在自我建构对消费者促销方式偏好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调节定向在自我建构与促销方式选择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拥有独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认为促进定向信息说服力更强,从而偏好打折促销方式;拥有依存自我建构的消费者认为防御定向信息说服力更强,从而偏好捐赠促销方式。当感知风险较高时,防御定向信息强化依存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对捐赠促销方式的偏好;当感知风险较低时,促进定向信息强化独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对打折促销方式的偏好。当感知稀缺较高时,防御定向信息强化独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对打折促销方式的偏好;当感知稀缺较低时,促进定向信息强化依存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对捐赠促销方式的偏好。         在理论上拓展了信息框架效应的相关研究,揭示了自我建构与调节定向作用关系的适用边界。通过检验不同自我建构消费者对调节定向相匹配的促销信息评价机制,证明促销活动中的匹配机制可使促销效果更佳。在实践上,为企业在不同消费情景下面对不同特点消费者制定相应的促销活动提供了策略指导,从而提升企业的销售利润。     

悖论与困境——以《少年中国说》和《呐喊·自序》为中心

1984年,福柯在检讨西方知识界对启蒙的检讨和反思时指出,只有拒绝对"启蒙"的"敲诈",现代哲学才能真正面对启蒙提出的问题,推进我们反思自身与现在的关系.福柯这里所说的对"启蒙"的"敲诈",指的是那种设法确定"启蒙"中可能有的好的或者坏的因素之后,把这些有限的历史片段当作根据,强迫我们必须在反对,或者接受启蒙之间做出选择的行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