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内外资零售业市场绩效评价与比较——基于DEA产出模型的实证分析

考察外资进入后对中国零售业市场绩效的影响,是评价中国零售业市场绩效水平的重要视角之一。基于产出的BCC与CCR模型,运用DEA方法测算了1999-2008年期间中国内、外资零售业的市场绩效水平,结果表明：中国内、外资零售业市场绩效水平均在曲折中不断提升．外资进人对中国零售业原有的技术管理水平影响不大,但其规模优势带动了中国零售业整体规模效率的提高;长期来看,外资零售业绩效水平要优于内资,且适应能力强,调整速度快。据此,提出了提高中国零售产业市场绩效的两个主要路径。     

通信企业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发展战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信企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我国通信企业由于受原有发展思路的影响、对市场变化应变能力的不足,使其全面发展受到制约。据此,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信企业实现全面发展的战略。     

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制度设计和发展思路

根据有关文献及二次数据分析,对中国农村养老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框架和发展思路,指出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是养老保障体系的两个基本内容。为促进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逐步形成,经济支持方面应以强制储蓄积累为主,生活照料方面家庭应是关键,政府的责任是建立统一的政策框架。     

杨树达与国学

杨树达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他在古汉语语法、修辞、训诂、金甲文字和汉书等方面造诣极深,创获很多。出版著作数十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我国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做出了卓越贡献。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理学传衍述论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理学金华学派、湖湘学派、闽学与心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吕祖谦、张栻、朱熹与陆九渊的主要学术创见及其活动都是在乾淳之际完成或开始的。相对宽松的学术与思想环境是乾道、淳熙之时理学获得重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具备着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流派双重本质的理学在经历“元祐党禁”与“绍兴学禁”后的一次再生。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儒家学派,理学得以从学术思想层面发挥和阐扬儒家义理而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客观上为最后获得主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幼小课程衔接中儿童经验发展连续性的理论路径探析——基于杜威的经验哲学视角

基于杜威的经验哲学视角,在幼儿园和小学两学段,即五大领域主题活动课程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课程的双向衔接过程中,试图重申儿童经验的地位,探寻儿童经验作为桥梁在幼小课程经验中进行连续性生长和发展的理论依据。将作为解释和指导的课程与儿童的经验世界相衔接,揭示介于既有的儿童经验和课程中更为丰富而成熟的经验之间的各个步骤所达成的理论路径：从“起点”到“终点”的幼小课程经验应心理化和生活化;带着“地图”去“旅行”的向导式课程推进儿童经验的衔接转化;由“过去”向“未来”的实践取向课程促进儿童经验的主动创造。     

轮机英语词汇的量化特征

运用容量为100万单词的轮机英语语料库,研究轮机英语词汇的量化特征,其中包括:轮机英语的词汇密度、零阶单词熵和复杂度、大学英语四级和六级词汇对轮机英语的单词覆盖率、HERDAN-HEAPS等数学模型对轮机英语词汇增长曲线的拟合度。     

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前提

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与意识形态内在关联的相关论述、西方学界在科技与意识形态内在关联性问题上的两种传统倾向以及当前海外学者对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为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数据和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则为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指南。大数据的技术特征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鲜明属性相互激荡、彼此交融,进一步彰显了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契合。深入探讨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前提,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大数据视域下意识形态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激发研究动能与活力。     

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促进中日合作的机制设计

中日之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历史问题、现实矛盾与冲突以及未来合作的隐患。这些障碍使两国关系陷入了类似“囚徒困境”博弈的难题。然而,中日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为双方突破“囚徒困境”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日实现和解的途径必须是在一定制度模式下进行无限次重复博弈。在多次博弈中,为了获取长期而更大的利益,双方有可能放弃眼前利益而采取合作策略。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为中日进行无限次博弈提供了现实支持。两国在区域合作中有可能逐渐增强共识和理解,走出“囚徒困境”。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的三种译文比较

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他的诗歌代表作《十四行诗集》,将当时英国的十四行诗创作推向顶峰,被誉为莎士比亚体。国内译介莎翁十四行诗的学者专家不胜枚举。本文从国内十四行诗的三个全译本中,选择了其中的第十八首的三种译文,从其语言,标点等方面进行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