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安徽的乡村建设

乡村建设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重要政治活动.这项运动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尝试,由于情况的差异,各地乡村建设或多或少地带有自己的特色.安徽也是民国乡村建设的重要地区,以往的研究并未重视.安徽的乡村建设在和县、巢县、芜湖等地均有活动内容,其特点是依托学校、一定程度的官方支持,工作重点和方法因地而异.     

西方国家法治和德治思想探析

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方法治思想,经过近代的发展,形成了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这两种主要法治制度模式,而其中美国是民主共和制的典型代表。在法治环境下西方国家的法治措施是对德治的一种重要补充,于我国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项目援助与西藏经济发展

本文讨论了援助西藏项目的成就与局限。作者通过个案调查和文献资料梳理发现,援助西藏的经济建设项目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项目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表现得参差多态。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实施的项目援藏,强化了计划经济,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有可能带来援助依赖。     

苗族的"蒙毕"和"蒙朵"——兼论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族群关系

以我国西部散杂区苗族内部两个族群的互动关系为视角,从文化变迁角度进行田野观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族群是在民族其下可再细分的文化变量;族群研究有学院派与田野派之分,二派之间通过采取不同的研究思路,意在更清晰地解读国内人类学学术研究范式的发展趋势。     

发挥计生优势 推进电子健康

健康是关系人民福祉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公共议题,也是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健康永远是人的最基本需求之一,也是人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全民健康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人口素质,它既是人口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测度指标之一。健康不仅仅是生理问题,也是心理问题、精神问题、情感问题、生活习惯与行为方式问题;健康也不仅仅是个体问题,也是家庭问题、代际问题、社会问题;健康更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它与人口发展、社会管理、技术进步、     

农村妇女非农就业转移对自身及其子女教育的影响——以辽宁省为例

文章利用2000～2006年辽宁省农调队固定农户连续跟踪调查数据,就农村妇女非农就业转移对自身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以及影响下一代子女教育投入的因素做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妇女非农就业转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农村妇女自身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且可以促进农村家庭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农村妇女的非农就业转移在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影响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村妇女非农就业转移与农村教育发展二者之间能够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城市“外来蓝领”的就业与社会融合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7月在广东省惠州市的调查数据,以数家企业中的"外来蓝领"(即工厂、企业中的外来务工人员)为样本,对这些在企业中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状况和社会融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外来蓝领"对务工地的选择并非是盲目的,他们外出的动机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随着国家一系列关于农民工培训和保障政策的出台,接受调查的大多数"外来蓝领"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并对合同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然而他们对政府的法规依赖性高,并且由于户口的限制,他们的社会保险在实施层面还存在较大的不足;尽管"外来蓝领"在与社区融合方面表现出较强的能力,但是同城市当地人之间的交流缺乏,造成其社会融合程度低,形成了"蚁巢"现象。     

村落社会资本及其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

村落社会资本是一个群体概念,是指村落作为一个整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状况,村民之间和村落内部的信任水平、团结互惠状况、集体行动能力等是衡量村落社会资本的主要指标。本文首先考察了黄果树社区的村落社会资本状况,然后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检验村落社会资本的10个指标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只有村民之间的互惠状况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论西部地区宗教文化旅游圈的构建

文章在阐述构建西部地区宗教文化旅游圈意义的基础上,分析了构建西部地区宗教文化旅游圈的基础和条件,探索了构建西部地区宗教文化旅游圈的思路:通过整合西部各地区宗教旅游资源,将西部宗教文化旅游圈打造为带给人类心灵宁静的神秘旅游圣地.最后提出了西部地区宗教旅游文化圈的实施保障措施.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不和谐人口因素探析——基于广东省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研究

人口性别比协调是一重要的社会"稳定器"和"平衡未",而出生性别比是人口性别比的先导.广东省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所面临的不和谐人口要素之一便是出生性别比偏高.通过从孩次、城乡、区域以及人口流迁等方面进行剖析,广东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在上述几个方面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衡.通过"利离"发现,广东省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总体偏高主要还是由于粤北和粤西等不发达地区农村户籍育龄妇女的超高出生性别比拉动所致,主要应从现念、领导、管理和法制等面标本兼治、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