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承认”VS“共同体承认”:我国学术知识生产动力机制的“悖论”

共同体的承认是知识生产的根本动力,在西方期刊承认乃共同体承认的有机组成部分,学术人努力生产、发表创新性的知识以赢得共同体的承认.然而在我国,量化考评下的期刊承认并未得到大部分学术人的真正认同,已非共同体承认的一部分,学术人生产知识主要是为了取得形式化的期刊承认以满足各种实用性的目的,而非生产出创新性的知识以赢得实质性的共同体承认,期刊承认与共同体承认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我国学术知识生产动力机制的失灵.为了化解两者之间矛盾,我们一方面应使同行评议机制在各种学术评价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学术期刊的匿名评审制度,以弥合期刊承认与共同体承认之间的断裂,从而真正激励学术知识的生产.     

冲击与分野——科技因素对自然主义文学在中、日两国传播的影响

以科学理性精神为中心的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传播的过程中与日本本土文学相结合,成为了日本文学史上的一个主体化存在;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则成为了一个纠正现实主义偏颇的工具化存在。同样面对西方文学思潮的冲击,却形成了巨大的接受分野。其背后原因是:中日两国当时科学技术的普及程度以及对科学理性精神的认同程度,影响了中日两国文学接受者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态度。     

省会城市现代服务业对地区经济带动作用研究——以哈尔滨市为例

现代服务业既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作为省会城市,哈尔滨市迫切需要确立现代服务业作为集聚、辐射发展的主导产业,明晰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路径,规划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以此推进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现代省会城市模式.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批评与辩护

回顾唯物史现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我们可以发现,顾兆熊、凌霜、李大钊、胡汉民、费觉天等人都分别对唯物史观的观点和立场提出了各自的批评或辩护.当时人们对唯物史观的批评,一开始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1921年以后,虽然对唯物史观的批评依然存在,但在一定范围内,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已经成为确定无疑的真理.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人物的两面性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反映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现实的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逼真,时代性强,往往表现出真实的两面性的特征。这些两面性的特征其实反映了作者的思想状况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     

社会工作和社会学专业基础课程“社会学概论”教学的几点尝试

本文介绍了作者近年来从事社会学概论教学的几点经验: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强化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尤其是大力向学生灌输学术探索意识;把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放到突出位置;特别注意自编讲义和教材的可读性。     

大学生人际归因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采用多维多向归因量表(MMCS)中的人际关系归因分量表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298名大学生人际关系归因倾向和社会支持状况及其之间的关系作了测量分析。结果显示:人际归因和社会支持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越是将人际关系倾向归因于外部不可控的因素,以及失败时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原因(能力)的大学生,获得的社会支持就越少。     

论公民社会与社会工作——公民社会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工作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中国正在由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向一个多元化的公民社会演变,政府职能开始转变,民间社会从政治权力中逐渐分离出来,并显示了巨大的能量。大政府、小社会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社会工作在这一背景下也在悄悄的改变。本文就是具体论述在这一转变之后,社会工作和公民社会间的关系。首先对公民社会中的社会工作进行宏观考察,分析公民社会下社会工作、国家权力和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公民社会与社会工作之间存在互动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社会工作对公民社会的作用有:社会工作为公民提供帮助,救助公民于危难之时;社会工作帮助公民解困;社会工作帮助公民更好地发展。公民社会对社会工作的作用:公民社会监督社会工作组织;公民社会监督和保护社会工作者;公民社会在经济上支持社会工作。     

从教学计划到人才培养方案转变的隐性教育指向

大学将教学计划改革为人才培养方案,更加重视隐性教育功能,使之在人才培养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大学对教学本质回归的一种诉求,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对当前大学对学科、工程或职业能力为目标的功利化能力本位教育观的否定。     

两晋军府与尚书机构关系考论

两晋时期军府制度逐渐发展定型,并对以尚书制度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其表现为：在中央层面,加兵公常领录尚书事,或兼领尚书令;地方镇将常兼领尚书省长官。这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就出现了军府制断尚书事,甚至在非常时期成为替代尚书省的“国务总汇”机构,以及军府掾属权过尚书干涉政务等等不正常的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两晋时期国家政治体制的孱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