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建构对消费者促销方式偏好的影响

  形式多样的促销手段成为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赢得胜利的重要方式。已有研究涉及的促销方式直接受益实体都是消费者自身,随着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直接受益实体为慈善机构的捐赠促销活动不断出现,然而很少有学者对不同受益实体的促销方式的效果进行比较。         基于信息框架理论和调节定向理论,以打折促销和捐赠促销为研究对象,运用分类变量中介检验和3阶交互效应方法,通过Spss软件中的Process插件进行Bootstrap中介效应分析,解释调节定向在不同自我建构消费者对两种促销方式偏好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机制,并引入感知风险和感知稀缺两个变量,探究其在自我建构对消费者促销方式偏好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调节定向在自我建构与促销方式选择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拥有独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认为促进定向信息说服力更强,从而偏好打折促销方式;拥有依存自我建构的消费者认为防御定向信息说服力更强,从而偏好捐赠促销方式。当感知风险较高时,防御定向信息强化依存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对捐赠促销方式的偏好;当感知风险较低时,促进定向信息强化独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对打折促销方式的偏好。当感知稀缺较高时,防御定向信息强化独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对打折促销方式的偏好;当感知稀缺较低时,促进定向信息强化依存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对捐赠促销方式的偏好。         在理论上拓展了信息框架效应的相关研究,揭示了自我建构与调节定向作用关系的适用边界。通过检验不同自我建构消费者对调节定向相匹配的促销信息评价机制,证明促销活动中的匹配机制可使促销效果更佳。在实践上,为企业在不同消费情景下面对不同特点消费者制定相应的促销活动提供了策略指导,从而提升企业的销售利润。     

融资融券扩容和流动性

  流动性是市场的灵魂,金融创新的目的和结果是提高资产的流动性。2010年3月31日,证监会以促进市场流动性为目的,正式推出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并在2011年至2013年先后3次扩大中国A股市场融资融券标的股票的范围。因此,研究中国融资融券是否促进流动性并探究其内在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排除股指期货和股指期权等卖空机制的影响,运用面板回归方法和适合政策评估的双重差分法,分别检验2011年至2013年3次融资融券扩容对标的股票流动性的影响,并从融资和融券交易者的短期交易策略和标的股票股东结构变化两个方面探讨买空卖空机制与流动性因果关系的内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融资和融券交易的双重引入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价格影响,提高了标的股票的流动性。随着融资融券业务的深入开展和发展,融资融券标的股票扩容对价格影响方面的流动性的影响越来越强。融资交易者的短期动量交易策略降低了价格影响和交易成本,融券交易者的短期动量交易策略降低了价格影响,而对交易成本影响不显著。由于部分机构投资者退场,偏好短线投机炒作的中大型个体投资者入场,换手率高、流通市值低和特质波动率低等类型的标的股票组合的流动性提高更为明显。         融资融券交易提高标的股票流动性的研究结论补充了已有研究关于买空卖空机制对市场质量影响方面的实证证据,也为中国融资融券业务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借鉴意义。     

本土品牌逆袭与消费者偏好逆转的纵向扎根研究

  如今的中国市场,诸多行业本土品牌崛起甚至逆袭,消费者对全球品牌与本土品牌的偏好相应逆转。已有研究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全球品牌和本土品牌偏好的驱动因素,但本土品牌逆袭过程中全球品牌与本土品牌偏好的驱动因素是否相同、本土品牌逆袭与消费者偏好逆转的互动影响路径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缺乏探讨。         在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手机行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网络讨论数据的初始编码、聚焦编码和理论编码,首先研究全球品牌与本土品牌偏好的驱动因素的异同,然后结合对讨论数据的纵向统计结果,研究本土品牌逆袭过程中品牌逆袭与消费者偏好逆转的互动影响路径。         研究结果表明,本土品牌逆袭中,全球品牌与本土品牌偏好的驱动因素模型具有相似的结构,功能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测量受个人因素调节而影响消费者偏好,但测量功能价值或社会价值的具体因素在全球品牌与本土品牌中存在差异。品牌逆袭有助于提升综合国力、促进消费者成熟,进而驱动消费者偏好逆转;消费者偏好逆转则通过反馈路径帮助品牌进一步逆袭。具体的,消费者对产品特质更加重视,全球品牌的原产国效应和符号价值表现力减弱,本土品牌的口碑效应和符号价值表现力增强,同时消费者的民族主义增强而爱国绑架感减弱,这些因素通过感知价值带来消费者偏好逆转。综合而言,本土品牌逆袭和消费者偏好逆转是互动提升的关系。         研究结果丰富了全球品牌和本土品牌的相关研究,为全球品牌和本土品牌的建设提供了实践启示。产品特质是影响消费者偏好的主要因素,并对其他驱动因素有支撑作用。所以全球品牌和本土品牌都要重视产品的创新和研发,还要根据各驱动因素的变化调整其营销策略。     

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双刃剑效应研究

 创新对当代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它一般包括创意生成和创意推行两个阶段。已有研究更集中于探讨如何促进创意的产生,对创意推行的研究却相对匮乏。创意倡导是对新颖想法的积极推广,被认为是创新推行的关键。促进个体的创意倡导是推行创新的有效举措,然而理论和实践较少关注如何促进个体的创意倡导。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探讨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影响,提出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同时存在增益效应和损耗效应,在二者之间构建非线性的理论模型,进一步考察个体创新效能感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收集一家IT教育科技企业的62个团队共291名个体的问卷数据,使用HLM 7.0进行跨层次的层级回归方法检验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影响以及个体创新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新倡导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当领导权力分享处于适中水平时,个体有最多的创意倡导行为。个体创新效能感在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新倡导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当个体创新效能感较低时,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意倡导之间呈倒U形关系;而当个体创新效能感较高时,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意倡导之间呈正向的线性关系。        从领导权力分享角度探讨创意倡导的前置因素,是对创新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分析领导权力分享的双刃剑效应,拓展了对领导力影响的认识。从实践意义上,研究结果启示管理者在促进个体创意倡导时,要警惕过度领导权力分享的消极作用,并且提高个体的创新效能感。     

重大工程复杂性与适应性组织——港珠澳大桥的案例

 重大工程通常由技术难度、系统关联性、未知因素存在巨大差异的异质性子工程组成,不同子工程往往采取不同的组织模式。传统权变理论认为,不同的外部环境需要采用不同的组织模式,组织的构建要适应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但在重大工程中,子工程本身及其环境的复杂性均会产生不确定性,组织模式的选择和构建与子工程的复杂性具有重要的联系。因此,有必要从复杂性的视角解释重大工程的组织多样化现象。        在梳理重大工程复杂性及组织适应性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港珠澳大桥工程中的岛隧工程、钢结构工程、路面铺装工程、海事工程等子工程的组织管理实践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参与式专家和文档资料等方式获取相关数据,从复杂性视角对子工程进行分类,界定重大工程适应性组织概念,解析重大工程中不同子工程采取不同组织模式的适应性组织现象,总结构建适应性组织的路径。        基于重大工程复杂性的具体表现即工程技术方案与外部环境的关联性和认知不完备性,构建子工程复杂性评价指标体系,据此将子工程分为复杂性工程、创新性工程、关联性工程和简单工程4种类型;提出重大工程适应性组织概念;得出重大工程适应性组织构建的路径包括组织需求设计和匹配、工程主体创新和构建、组织系统形成和集成、组织职能实现和协同4个步骤。        研究旨在提出重大工程适应性组织概念,揭示重大工程组织模式选择和构建的机理及动态过程,说明重大工程组织模式与工程复杂性之间的关联性,指导其他重大工程组织管理模式的选择和构建。由于单案例研究的局限性,有必要在其他重大工程中对所提出的重大工程适应性组织概念及适应性组织构建过程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验证。     

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加速”和“跳跃”：过度自信视角

 传统的国际化理论模型长期用一种刻板、静态的思想对国际化活动进行思考,事实上,企业的国际化成长过程存在着复杂的、多元的国际化行为组合和行为序列模式。即使在国际化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化过程的差异也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组织绩效。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体现出的“加速”和“跳跃”特征令世界瞩目,但少有研究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背后的管理者决策逻辑。而且,目前相关研究大多基于管理者理性人假设,忽略了管理者非理性行为对国际化过程特征的影响。        基于高阶梯队和行为金融等理论,探讨高管过度自信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和节奏等国际化动态过程特征的影响,并考察在内部股权结构和外部国际化压力的双重情景下该影响机制的变化情况。以具有国际化行为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手工整理获取2007年至2013年301家上市公司国际化过程面板数据,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①高管过度自信与国际化速度和国际化节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高管过度自信心理会促使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速度增加,不规律性增强;②内部国有股权比例增加显著增强高管过度自信对国际化速度和国际化节奏的正向影响;③企业外部产业国际化竞争压力显著遏制中国企业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国际化速度和国际化节奏的正向影响。        在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和管理情景下,讨论高管过度自信心理对企业国际化过程特征产生的影响,验证了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张背后存在的高管非理性因素,为行为金融理论和国际化过程研究等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推进做出了贡献。另外,探讨内部股权和外部产业竞争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公司治理和产业竞争的相关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对于高管团队管理和企业国际化决策管理具有较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波动预测建模与尾部风险测量方法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冲工具,股指期货在2015年经历了一轮极端牛熊市。在股指异常波动阴影下,研究股指期货尾部风险的测量方法,对风险管理与资产配置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风险测量方法通常利用低频波动率构建尾部风险VaR和ES估计量,但高频波动率比低频波动率蕴含更多信息且计算效率更高,利用高频波动率建立高效的尾部风险测量方法成为研究趋势。         基于条件极值理论和新型高频波动率,构建RV-EVT框架的股指期货尾部风险测量方法。阐述已实现波动率衍生的跳跃、好坏波动和符号跳跃理论;为提高波动率估计精度,利用已实现核修正CPR跳跃检验、好坏波动和符号跳跃;考虑跳跃、好坏波动和符号跳跃建立4组对数形式的HAR类波动预测模型。在极值理论框架中嵌入HAR类模型预测波动率,构建两步法的RV-EVT尾部风险测量方法;根据样本外滚动预测评估股指期货尾部风险测量水平,采用无条件覆盖和自枚举检验对VaR和ES进行回测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波动率的样本外滚动预测显示,HAR波动预测框架下好坏波动分解优于连续跳跃波动分解,好坏波动衍生出的正负符号跳跃具有极为突出的波动预测能力;回测分析检验结果显著,尾部超出数接近理论预期,表明RV-EVT尾部风险测量方法有效;HAR-RV-RS和HAR-RV-SJd模型的尾部风险测量表现最佳;ES模型比;VaR模型具有更优的尾部风险测量水平,特别是在高风险状态下ES模型能弥补VaR模型失控的缺陷;通过量化交易资金管理研究,揭示尾部风险测量方法的应用价值。         建立了高频波动率与风险管理的桥梁,为金融资产尾部风险度量提供了有效方法,对资产配置和风险控制具有借鉴意义。     

“一劳永逸”还是“饮鸩止渴”——基于上市公司高送转的研究

  与国外公司注重现金分红不同,基于数字游戏的高送转乱象长期充斥着中国资本市场。由于高送转往往伴随着股价大幅上涨,而股价的暴涨、暴跌严重影响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特别是暴跌带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更是给投资者财富带来巨大冲击和破坏。因此,从股价崩盘风险角度探究高送转乱象可能对资本市场运作效率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框架下的迎合理论,研究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分析师关注起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公司基本面、外部市场态势和投资者注意力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2006年至2015年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软件以及独立样本t检验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不仅没有降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反而显著增加了股价在未来发生暴跌的可能。基于行为金融学分析框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理是管理层迎合投资者非理性偏好行为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分析师关注能够显著缓解这一关系。当公司的估值风险高、送转能力差以及市场处于牛市、投资者注意力较高时,高送转对未来股价崩盘的诱发效应更为明显,说明较差的公司基本面和较热的市场环境对高送转的未来崩盘效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比研究发现,普通送转并没有诱发公司未来股价崩盘的可能,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高送转带来的未来股价崩盘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行情虽然可以短暂刺激股价上涨,但它绝不是拉升股价的良药,上市公司采用高送转提升股价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饮鸩止渴”。研究结果对于全面认识高送转在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及为监管机构加强对高送转的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中国式创业失败：归因、学习和后续决策

  失败是多数创业活动的必然结果,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行为反应是创业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意义建构是一个嵌入式的社会化过程,文化是影响创业者意义建构创业失败的重要因素,中国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行为反应可能有别于西方创业者。然而,已有关于创业失败的研究主要来自欧美国家,对中国创业者在创业失败之后的行为研究很少。此外,中国的相关研究主要是概念性研究,缺少质化或量化的证据。因此,有必要探索中国情景下创业者在创业失败后的行为反应的独特规律。         基于文化比较视角,使用中国创业失败的典型事例,采用扎根理论设计,以中国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归因、学习和后续决策为切入点进行探索性研究,并与欧美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通过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对中西方创业者在创业失败之后的行为差异进行分析并提供解释,提出中国式创业失败在归因、学习和后续决策方面的7个命题。         研究结果表明,与欧美创业者相比,中国创业者在创业失败后的总体归因倾向、内部归因倾向、外部归因倾向、学习内容、学习导向和后续创业意向等方面存在独特规律;文化是创业者在创业失败之后行为反应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文化维度的具体取向会对创业者在创业失败后的行为反应产生不同的影响。         研究结果增强了对中国创业者如何对创业失败归因、如何从创业失败中学习以及在创业失败之后倾向选择坚持还是放弃这3个问题的认识,为中国本土化的创业失败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强调了文化在创业失败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深化和拓展了创业失败归因、学习和后续决策的相关理论,为未来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思路。研究结论为创业者管理失败、推动创业教育改革、营造更有利于连环创业的制度环境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联盟企业的网络位置差异、行业环境与网络位置跃迁

 网络位置的跃迁能够为联盟内企业带来很多关键性资源和社会效应,联盟内大量企业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加速其网络位置的跃迁。已有研究较多从企业自身拥有的网络能力和网络中企业位置嵌入优势探讨网络位置的快速跃迁,忽视网络合作企业位置嵌入的作用,特别是网络位置嵌入存在差异的企业所形成的网络异位置联盟,容易导致资源和信息流动的改变,而对企业网络位置演化产生综合影响。此外,在中国新兴经济情景下,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企业合作意愿以及合作方式的选择,以此动态作用于异位置联盟方式下企业网络位置的演化。        运用资源基础观和信任理论,对比分析同位置联盟和异位置联盟对企业位置跃迁的作用,并检验网络企业嵌入不同行业环境(行业环境动态性和行业环境竞争性)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权变作用。采用中国信息行业研发合作网络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Ucinet 6.0、Stata 11.0软件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与网络同位置联盟相比,异位置联盟更容易促进企业网络位置跃迁;行业环境动态性越强,越会促进网络异位置企业间联盟对企业网络位置跃迁的正向作用;行业环境竞争性对网络异位置联盟与企业网络位置跃迁之间关系没有权变作用。        研究结论进一步明晰了网络异位置联盟对企业网络位置跃迁的作用机理及行业环境对企业网络位置演化作用机制,为企业有效获取和利用网络位置资源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