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的运行现状分析——基于对地方公务员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党的十七大报告使得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的改革再一次进入到人们的视线当中.为切实摸清我国目前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的现状,<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现状调查和改革研究>课题组对地方公务员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的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权力界限不清、监督权乏力、制度不健全三个方面.本文围绕实地调查数据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分析.     

"邻人诉讼"事件与日本人法意识研究流变

中国的许多学者在探讨法律意识问题时经常引用日本法学理论界关于法律意识研究成果来辅证其观点。其原因是,日本的法学理论界从60年代开始围绕其国民落后的法律意识展开过激烈争论,其中许多观点对我国的法学思维以及具体的司法制度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在引用这些日本学者观点的时候,对其理论的背景和学术发展的演变关心甚少,甚至对日本法学理论界对某些观点的批判或反思置之不理。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以1983年轰动日本社会的邻人诉讼事件为切入点,介绍邻人诉讼事件后日本法学理论界对日本人落后的法律意识问题研究的反思,和对川岛武宜以及大木雅夫的一些基本观点的批判,梳理并分析日本法学理论界就日本人法律意识问题研究的流变,使我们对日本的法律意识问题研究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了解。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以浙江为例

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理论入手,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浙江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认知度和履行现状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当前推进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关键是:构架既体现行业特色,又与民营企业发展阶段相应的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及其运行、推进机制,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探讨了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与实现的路径.     

参与式民主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参与式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有着广阔的成长空间.参与式民主的理念蕴含着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价值追求,它的民主发展思路也为中国民主转型提供了一种基本路径选择,这种路径选择突出了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突破口有着重要的地位.参与式民主也是中国社会民主治理的现实选择.     

法律纠纷多元化解决模式探究——以近现代自贡盐业契约为视角

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推进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法律纠纷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应对不同的纠纷应采取不同的解决模式。我国目前的法律纠纷解决模式既有长处也存在不足。中国近现代四川自贡的盐业纠纷解决机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纷繁复杂的盐业纠纷的解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推动盐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以我国近现代自贡的盐业契约纠纷为视角,探析盐业纠纷解决的模式,对于建立我国现代法律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语习得中语言迁移现象初探

语言迁移现象指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已经掌握的语言知识和技能对目标语言知识和技能所产生的自动的潜意识的影响。避免过分强调母语对外语学习的负迁移而忽视其正迁移,从语音、词汇、句法以及文化方面描述外语学习中母语和目标语之间存在的多层次的正、负迁移,并在外语教学中对母语与目标语之间的共性给予更多的关注,可以促进母语在二语习得中的正迁移。     

论治安秩序管理中强制约束之法律控制

强制约束是治安秩序管理中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对特定相对人采用的即时强制手段,运用十分普遍。然而,由于现行法律制度不完善,实践中又多有执法不规范的现象,从而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通过对强制约束制度的认真审视以及对执法现实的反思,从法律层面及实践层面强化和完善强制约束的法律控制,对于规范强制约束行为,保证极端权力不偏离法制轨道,确保其功效得以最恰当的发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企业知识管理分析模型研究

借鉴野中郁次郎的SECI模型、斯坦科斯基、巴尔丹扎、科格特和詹德等具有代表性的知识管理理论模型,企业通过知识生产、知识储备、知识分享和知识运用四个知识管理过程,可以提升企业的应变能力、创新能力、整合能力、学习能力和经营能力,从而实现经营绩效的知识管理综合分析模型。     

大学生婚恋观教育实施策略探讨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大学生婚恋观呈现出新变化、新特点,大学生婚恋观教育也要探索新模式,探寻新规律,讲究实施策略,做到校内外教育相结合、专兼职教育相结合、各年级联动相结合。在婚恋观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者还需要积极开发、利用网络平台,借助网络优势,实现＂现实教育＂与＂虚拟教育＂的完美组合。同时,要积极关注性教育,实现＂性生理教育＂与＂性心理教育＂的并行发展。     

关于行政复议调节制度的理性思考

我国行政复议调解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复议调解作为对社会实践的需求与发展的回应,不仅在法律上得以确立,而且已成为趋势。然而,我们应理性对待复议调解制度,既不能基于传统理论怀疑其正当合理性,亦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和功能,而必须将其严格控制在法律框架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