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史的"万邦时代"--兼论先秦时期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渊源与地理格局

“万邦”一词 ,不仅是先秦时期的学者们论述国家演变的通行观念 ,也是那个时期国家与民族分布格局的真实状况。“万邦”时代的邦国既包括中原地区先进的华夏民族国家集团 ,也涵盖了边远地区“四夷”族的众多小邦国及部落联盟。从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出发 ,确定“万邦”时代的地位与价值 ,对于先秦时期政治地理与民族地理的研究 ,对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民族与文化构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以及探索历史时期中国国家与民族发展规律 ,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公益广告的攻心策略

公益广告的效果研究一直处于广告研究的滞后阶段。目前的公益广告存在着“隔岸观火”和“隔靴搔痒”两大病症。问题的关键是广告诉求与受众的相关度不高。对症下药,提高公益广告效果的策略有三:真实再现、指向明确和对比联想。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安全的冲击与应对

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已被普遍认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内容。对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更具有特殊的价值和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全球化又使这一切复杂化、模糊化、纠织化。全球一体化激起了人们的美好愿望,而其异变性则带来了普遍的不安全感。全球化在本质上是各种资源的重新配置及趋利性的强化和异化。在此背景下,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的竞争、冲突表面上是话语权的争夺,而实质上是各种利益之争。全球化表现为一系列内在矛盾,这些矛盾给中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诸多深层次的两难问题,中国的适应和应对都很困难。从解决文化的神化、僵化和意识形态的模式化、剥蚀化问题为切入点,积极增进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才能最终完成中国现代化和民族独立振兴的双重任务。     

企业财务报表分析中的模糊数学方法研究

财务报表分析无论对于企业自身还是银行、政府监管部门和中介机构都是至关重要的。从财务报表数据的模糊性与传统分析方法的主观性问题出发，利用模糊多项式时间序列模型以及基于模糊聚类的模糊预测模型，进行财务报表的趋势分析和综合分析。实证研究表明，模型的精度较高，利用上述模型进行财务报表分析符合财务数据本身的特性，与已有文献相比，较好地解决了模糊参数的估计问题和模糊聚类模型的动态预测问题，将其应用于企业财务报表分析的实践是有一定实用价值的。     

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制思考

职务犯罪是权力异化导致的严重腐败现象,对构建和谐社会构成巨大威胁,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民主政权。预防职务犯罪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网络体系,特别是要构建完备的法制网络体系,科学的配置权力,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改革和强化全方位、多渠道的监督机制,发挥各种监督力量的综合优势和整体效应,各个监督主体齐抓共管,才能真正达到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     

有必要开展实证翻译学研究

触及翻译学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实证方法,探讨该方法在翻译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比较社会科学研究中规范和实证两种方法的基础上,剖析当代翻译学研究的规范性本质,为翻译学引进实证理念,认为严谨的实证方法不仅有利于提高翻译学的学科地位,而且为构建模糊翻译学奠定基石.     

中日城市发展特点的比较与启示

人们对中、日两国城市发展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会发现影响两国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地理位置、经济基础、产业聚集、交通设施和政府政策等。在报酬递增效应的作用下,大城市的发展速度和效率高于小城镇。因此,大城市优先发展是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公共治理中的责任结构分析

公共治理的责任结构是指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在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角色。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治理行动体系最重要的组织化行动者,它们之间的责任关系对于治理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种责任结构通常意味着三个方面的内涵:即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行动的限度和范围,以及为确定的目标选择合适的治理工具;行动者的角色定位,即三者相互之间的权力与支配(或被支配)关系;行动者尤其是政府必须为其行动及其后果承担责任。     

古希腊文学中的妇女观综论

古希腊文学中塑造的女性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古希腊人的妇女观。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妇女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父权时期之初的妇女虽不复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但其在社会生活中仍是不可忽视的。奴隶制时期的妇女则完全成为贞操观念的牺牲品。古希腊社会经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再到奴隶制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妇女的社会地位一再降低。     

行政执法高科技手段运用与相对方权利保护

行政执法中高科技手段运用,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但如果有关法律制度不完备、技术存在缺陷以及行政相对方和行政执法人员条件不完备等,将会引发行政权力与相对方合法权利冲突,包括与相对方实体权利冲突和程序权利冲突。加强相对方权利保护措施应考虑采取完善技术、依法行政、完善立法等措施。在立法上应采取完善程序权利、不增加相对方费用、与行政利益分离、多渠道通知、及时反馈、强制措施法定、事前预防、及时救济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