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蒙古族作家松筠的咏藏诗

作为清代治边名臣的松筠,他的咏藏诗可以说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独特的风格。作品对其治边经历和藏区历史、风情文化进行了真实的描述,成为可贵的历史资料,同时作为政治家的松筠所进行的诗歌创作,也表达了他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治边思想。在这种治边思想的指引下,他在西藏的治边事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西藏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安定繁荣的局面,这正是民族文化交流之花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影响

农民工能否落户城镇对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重大的现实影响。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两方面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进行了探讨。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保险状况及学龄子女是否在本地就学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落户意愿,表明制度性因素的重要;从社会网络视角来看,基于传统的先赋性场域网络如亲属网对农民工的落户意愿无显著影响,而基于现代社会的自致性场域网络如朋友网、行政组织网、工作同事网则显著提高了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意愿。     

对历史以及历史认识的再思考?

什么是历史以及历史认识是否可信,一直是史坛争论的焦点。《说文解字》、《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导论》都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解答。而事实上,过去的一切皆为史;而历史认识也只是相对真理,历史实际的纷繁复杂性、史料的不完整性和待考究性以及历史认识的主体性,都决定了不能完全认识历史。但历史认识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损失厌恶、后悔厌恶与沉没成本效应的关联性分析

以往研究认为沉没成本效应的产生与损失厌恶和后悔厌恶相关,但对其相互关系的探讨较少考虑货币性沉没成本和非货币性沉没成本的不同影响.文章选取证券监管者和证券市场投资者作为被试对象,通过有情境因素的调查问卷对损失厌恶、后悔厌恶与沉没成本效应之间的关联性进行验证.实证结果发现,与证券市场投资者相比,证券监管者的损失厌恶倾向要显著更低,而二者的后悔厌恶和沉没成本效应则无显著差异;证券监管者的数据结果表明,后悔厌恶与沉没成本效应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损失厌恶与沉没成本效应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比之下,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数据结果则表明,损失厌恶与沉没成本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后悔厌恶与沉没成本之间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粮食工业述论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物质条件与国家的经济命脉,也是持久抗战的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前,重庆粮食工业发展缓慢。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的粮食工业开始兴盛,碾米业、制粉业、切面业等蓬勃发展,官营与民营同步扩大,重庆的粮食工业因抗战而兴,呈现出明显的发展特点,为支持前线抗战和维护后方经济社会的稳定作出了贡献。?更多还原     

僭主与哲人——科耶夫与施特劳斯的争论

自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以来,“形而上学” 在西方传统研究中逐渐僭取了支配地位,色诺芬因不谈“形而上学”逐渐被冷落,不再被看作地位很高的古希腊经典作家。但我们并不能因《希耶罗》这篇政治哲学气味浓厚的对话,而抹杀掉它“形而上学” 的价值。施特劳斯和科耶夫的解读,凸显了哲学与政治方面古典派与现代（或说黑格尔） 派的争论,同时它还呈现出了掩盖在政治争论下的形而上学（关于存在和真理） 问题,并且我们惊异地发现,在现代性这场旷日持久的浓雾里,这个问题竟鲜未被真正地触及。     

P.2979号敦煌文书所反映的唐前期乡里组织

唐代前期,乡里组织作为县以上政权的辅助机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上承下达”,直接管理农民,维护乡里社会的安定等方面。然囿于相关史料记载较少,很难考察其具体真实的情况。所幸敦煌文书的出土,弥补了这一遗憾。通过对P.2979号文书的研究,可以发现,唐代前期,乡里组织,尤其是里正,的确在乡里社会的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其与上级官吏、农民以及地方乡绅的关系也具有复杂性与矛盾性的一面。本文再度考察P.2979号敦煌文书,以此增进对其时乡里组织实际运行的认识。     

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多元化评价

教学与评价是现代教育中的两个重要方面.随着语言评价研究的发展,对语言能力的评价逐渐从单一维度的测试转向各种评价工具和评价方式的多元化评价.本文在总结多元化评价的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多元化评价在口语能力评价中的作用,结合口语课堂教学,提出多元化评价在口语教学中的具体实施方法.     

论江泽民的经济全球化思想

经济全球化思想是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论述深刻,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的性质问题,两重性问题,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抉择问题,中国的应对战略以及对经济全球化前景的展望等。深入研究江泽民同志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引导宗教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宗教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有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如何采取措施发挥宗教的积极因素,抑制其消极因素,引导其为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应妥善处理五个方面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