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一、新老交替"三化"的重大命题 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没有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证券市场宏观基本面分析的模糊综合评价

中国股市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效应”,准确客观地分析股市对于把握投资时机非常重要。文章首先分析了影响股票投资的宏观经济因素,然后建立股票投资宏观经济分析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最后给出了一个算例说明该评价模型的可行性。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历程与观念——由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兴起引发的思考

意识形态是这个时代的哲学主题,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思考愈深入,就会愈益自觉地汇聚到一个焦点上,这就是意识形态及其转型问题。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涉及这样几个重要问题: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形成哪些社会思潮及其思想论争;意识形态转型有着怎样的理论选择、现实基础,经历了怎样的转型历程与观念变革。中国私营企业主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再从有到优的历史命运,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对私营企业主从批判到允许再到鼓励、从消灭到培育再到引导的理论转变,这一社会历史现象是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重要维度,它标示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经历了从"革命型"到"建设型"再到"和谐型"的两次历史性转型。     

解读阿尔都塞“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理论

作为阿尔都塞思想雄系的核心与亮点,“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表征了一种论战性特质。这也是阿尔都塞借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一种颇为另类的解读。即使撇开特定的历史语境不说,以当代人的目光进行重新定位,阿尔都塞“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命题仍具有可供挖掘的理论深度与可供拓展的意义空间。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     

对我国2010年人口普查事后调查工作的若干建议

人口普查不可能100％计数每一个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人口普查后组织事后调查,使用双系统估计量另行求得一个全国人口真实数的估计数,并以此为标准估计人口普查的净遗漏率。我国历次人口普查后都进行了事后调查,其主要缺陷是未对抽取的样本事后分层,未估计“全国真实的人口数”。建议我国2010年事后调查方案在克服这两个缺陷的基础上科学确定全国的样本总量。实行两步抽样等。     

陈征教授《有关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几个问题》笔谈

福建师范大学陈征教授《有关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几个问题》一文在本刊2000年第3期发表后,社会反响强烈,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等多家报刊转载,学术界有较好评价。我刊邀请省内外部分专家进行讨论,现选编几篇发表。（以下6篇笔谈中,凡引用陈征教授原文,《决定》指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社会性别化的风险、经历与反应——对美国妇女与艾滋病的探讨

艾滋病目前已成为美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大众健康问题。妇女从 2 0世纪 80年代在边缘徘徊 ,到 90年代已陷入了该危机的“震中”。本文将从女权主义的视野来审视这场社会性别化的传染病 ,即把社会性别当作主要变量来考察它同种族、族裔、阶级、性取向以及文化等诸因素的交叉互动 ,并从纷繁复杂的艾滋病现象和文献中梳理出妇女与艾滋病关系上的社会性别差异。文章最后将提出若干可资借鉴并值得我们警觉的建议     

制度创新:粤港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的新视角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整个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调整有深刻影响 ,广东和香港都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任务 ,需要协同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本文借鉴日本和中国台湾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经验 ,通过分析政府介入的理论依据和政府介入的边界 ,认为粤港高新科技产业的协同发展需要政府的适度介入 ,进行制度创新。最后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 ,分析广东和香港的现实情况 ,提出两地制度安排的原则和粗略的框架。     

西安杨官寨遗址考古的文化学再解读（上）--兼论中国当代考古文化学思潮“否定之否定”式发展

只有考古出土物上明确标着黄帝时期“字样”“图样”,或可通过别的旁证确认其为黄帝时期物件,否则,把西安杨官寨遗址与黄帝时期挂钩就是一种“比附”,这种看法并不科学,至少不了解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和阿罗“独裁定理”从形式系统角度对传统考古学局限性的揭示。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倒扣花盆”）,即史前作为“大巫”的黄帝（或其亲属近臣）之祭器,应属“国宝”级文物;“陶祖”则是史前龙山时期代替仰韶时期过程中“制度化祭祖”的证据,显示出当时男权社会取代女权的进步。作为5000年前的“黄帝故都”,杨官寨遗址发掘近10年,除《考古报告》外,少见有分量的考古研究成果。对此,中国考古学应当直面“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倡导者苏秉琦、张光直等前辈当时不知杨址等新发现的缺憾,否定“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缺乏“中国文明起源‘花芯’论”补充表述的不足,走向“否定之否定”,确认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花芯”即文明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