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联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策略变革 ——来自昆明市L社区的治理经验

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发挥多方力量参与城市社区建设和自我管理,开展居民互助服务,在建设和谐城市社区中具有重要作用.个案甄选与梳理昆明市L社区治理,能够准确瞄准当下社区治理的突破口和把握城市社区多元力量参与社区发展的契合规律.同时,多角度、全方位分析城市社区建设推进中遇到的现实隔阻,能够明确城市社区治理中多元力量利用不尽充分.基于此,从社区主导、实践推动、嵌入发展、机制构建等四个方面深入论证其治理成效,以揭示如何实现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策略变革.     

《理想国》中的共有家庭观念

《理想国》的共有家庭观念是理想国建设的重要部分。《理想国》的共有家庭观念主要包括共有家庭的构建及其依据。其中,共有家庭的构建特点即共有,共有既有关于人及关系的共有,也有关于物的共有。这种家庭的建立仍需要婚姻的存在,这种婚姻不仅需要符合理性而且仪式要神圣。《理想国》的家庭观与中国大同社会理想中的家庭观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对人性的理解,一者基于经验世界亲情强调仁德,一者基于超验世界理念强调理性。《理想国》中的共有家庭观念对东西方文化史具有深刻的影响。     

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交织下的爱情书写——穆旦《诗八首》探析

穆旦爱情名篇《诗八首》深受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影响,其对爱情四个发展阶段——爱情的开始、深入、宁静和回归的描写,体现了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交织,展示了不受束缚、回复本真、不断超越的强大生命力以及用审美的人生态度审视爱情的爱情信念。     

企业监督对供应商集群内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连带责任治理模式

采用问卷调查法,选取82个供应商小组样本,并基于供应链合作关系情境,研究企业监督在对供应商集群实施连带责任治理中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企业监督的增强,供应商之间的连带责任对同伴监督的正向作用减弱,供应商之间的横向监督对其机会主义行为的负向作用减弱;同时,供应商之间的连带责任通过同伴监督对其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间接抑制作用减弱。因此,企业在对供应商集群实施连带责任治理时,应限制对自身权力或地位优势的依赖,减少对供应商的监督,以免抵消集群内同伴监督的效果。     

双向FDI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从双向FDI的角度分析OFDI和I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选取双向FDI对经济增长的3个主要影响因素,分别对双向FDI与GDP、投资、净出口和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双向FDI对于GDP和投资都具有拉动作用;IFDI对投资的影响滞后4期才能产生,对净出口的增长起到正向促进作用;OFDI的扩大不利于净出口的增长;双向FDI与三次产业都存在较强的灰色关联度。据此,提出改善对内对外投资环境、发挥双向FDI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的促进作用、强化双向FDI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等建议。     

亚洲第一部丧尸片《釜山行》的东方传统文化审思

作为亚洲第一部丧尸片,《釜山行》在成功借鉴成熟灾难类型片的经验基础上融入了东方传统文化中独有的家庭本位、因果报应、福兮祸兮、礼尚往来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本土化观念,给观众以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引发现象级观影潮流。     

刑法视域下警察防卫权正当行使之探析

警察防卫权是警察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刑法上的性质应被界定为阻却行为违法性及排除行为犯罪性的法令行为,与表面行为类似的正当防卫存在明显差异。人民警察在实施这种作为行政职权的防卫权时,应当 恪守迫不得已原则、严格比例原则以及损害规避原则,审慎冷静地遵循起因条件、时间条件、对象条件、限制条件、限度条件等行使条件,谨防不当防卫行为的发生,从而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人权的平衡协调。不当行使警察 防卫权的行为一旦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相应犯罪之构成要件时,即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并依法决定判罚。     

为了真实和正义的历史重述——论何顿的《黄埔四期》

《黄埔四期》重述了自北伐至“文革”后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力图以文学的方式祛除政治对历史的遮蔽,挖掘那些被隐没的史实;用传奇的笔法展示那些被历史埋没的英雄,再现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史, 还民族英雄以应有的尊重。     

一分为三理论研究综述

一分为三是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哲学概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学术界对一分为三理论的研究在争议不断的过程中逐步展开。经过以庞朴、雷正良和周德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深入研究,一分为三理论影响日益广泛并在诸多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应用,可是也还存在一分为三理论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统购统销制度的地方实践及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以1953—1957年湖南省为中心的考察

湖南省的个案显示,20世纪50年代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一方面,有利于国家权力的深入、渗透和扩展,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走向;另一方面,在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以集中、统一的国家计划代替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做法,也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不安稳和农村社会的不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