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中心的成因

抗战时期 ,众多的美术团体、院校和美术家 ,迁徙至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 ,使大后方成为战时美术最为活跃的区域。这一局面的形成 ,不仅与四川特殊的地理环境为美术家提供了相对安稳的生活创作条件有关 ,更重要的是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特别是中共南方局对抗日美术运动的关注与支持 ,为美术的繁荣营造了必要的政治氛围。美术家们在救亡旗帜的引导下 ,创作热情高涨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写下了绚丽的篇章     

大革命时期徐谦对三大政策的态度

在大革命时期 ,徐谦对三大政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认同到背离、放弃的变化 ,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两面性。徐谦可谓当时国民党内由激进渐趋保守、后退的典型     

风俗视角与《诗经》的还原阐释

《诗经》因为被罩以神圣的光环而掩盖了它的原貌,也蒙受了种种附会和曲解。从风俗视角可以梳理出《诗经》文化背景的两个重要特征“诗以言志”的习尚和“礼乐救化”的传统,有助于对《诗经》的还原阐释,风俗视角还能使读者领略到《诗经》所展示的鲜活多彩的风俗画卷,感受“天籁之音”的艺术魅力,有利于《诗经》去圣返俗。     

文学“第一命题”批判：－对文学神论理论的现实质疑

在人们关于文学的"传统认识”里,文学似乎就从来未与神学发生过什么"往来”.然而确定无疑的是在人类文学史上和现下的文学生活中,人们又常常对文学保持着一种宗教化的心理敬畏和神学崇拜.正是在这种神圣的敬畏和崇拜的"先决条件”下,才有了人类今天的文学生活.针对文学中始终存在的这种"前文学”的"神学现象”,本文首次对其进行了发生学与历史学的研究.作者认为尽管文学只是一种世俗现象,但是人类却一直对其保持着神学情怀.人类的这种神学本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学神圣论的发生,而且事实上成为了文学发展的基本文化动力.作者在本文中第一次对文学神圣论理论及其两种主要观点进行了批判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范畴概念.     

生产力标准并非实践标准的具体运用

对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运用的流行观点提出商榷.生产力标准与实践标准属于不同的范畴.前者是历史观方面的命题,后者是认识论方面的命题.两者所适用的检验在对象、性质、依据、内容方面都存在着质的区别.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不是一般原理与个别原理的关系,而是体现真理的客观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生产力标准命题是党的政治路线的重大拨乱反正,实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班干部轮岗制——一种新的育人机制

对于高校的班干部 ,人们更多的理解为是班主任管理班级的工作助手。我们认为 ,“班干部”这一角色本身还隐含着丰富的促进学生自我教育的功能。这种育人功能以普遍而深刻的社会心理为依据。充分认识、挖掘和利用这一特殊的“教育资源”,对于高校实施素质教育 ,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有着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 ,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邓小平理论坚持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正确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邓小平理论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成功探索了“如何巩固社会主义” ,坚定了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信念。     

双侧系统性风险及其在中国股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代表性投资者下跌风险规避和上升风险喜好推导出双侧风险偏好资产定价模型,并基于该模型实现了双侧系统性风险的分离.运用中国A股市场1996年～2003年的收益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双侧系统性风险的绝对值在研究样本区间初期较高,随后逐年下降,说明中国证券市场日趋规范,也与1996年以后实行的股市涨跌幅设限等政策有关;与外在重大信息冲击影响对应,双侧系统性风险的相对比例在研究样本期间内表现为一波三折.     

教育公平的根本在于对人的认知、情感与责任

教育公平是千百年来人们不懈的追求。目前,中国教育公平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教育失衡和区域教育失衡,究其原因,主观因素大于客观因素。办教育最可怕的是从心态上对人的麻木之感,是缺乏问责和自责之心。教育公平归根结底在于对人的认知、情感与责任。     

白居易生平考辨三题

(1)白居易父母确为舅甥联姻,其母白陈氏为其父白季庚之姊陈白氏的女儿,这种婚姻关系在当时并不罕见,与其是否为胡化藩镇无关.(2)白居易曾与其早年情人湘灵有过一段实质上的婚姻关系,两人被迫分手可能是因为门第观念的束缚,早年情事对白居易诗歌创作有明显的影响.(3)白居易与杨氏夫人共生有五个子女,但仅女儿罗子长大成人,子女的早夭是白居易大量创作感伤诗与沉湎佛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