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信访治理的治域转换与共同体构建

从场域理论视角出发,对河南省西平县基层信访治理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在基层信访治理过程中存在三种功能性治域,即行政管理治域、社会服务治域和行为文化治域,这三种功能性治域作为彼此协调互动的生命有机体,共同构建了基层信访治理共同体的实践场域。作为一个多种机制共振和多种资源整合的过程,基层信访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场域叙事促进了基层信访治理从崇尚功能性治域到拥抱复合性治域的起点重置。然而在复合性治域中,基层信访治理共同体构建仍然存在主体行政化、准则虚置化、工具悬浮化、客体错位和空间异质化等困境,亟须通过制度建设、监督规训、认知重塑等方式对基层信访治理共同体构建进行优化。     

深化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化改革问题研究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不足,是"三农"问题久治不愈的症结所在。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作为一种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能够克服现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弊端。作为我国农地制度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学术界对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化改革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本文对当前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化改革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化改革问题研究的建议。     

论济慈"两个房间"与王国维"两个境界"的内部关系

在美学基本形态的表述层面上,因了康德哲学的因素,以叔本华的美学理论为枢纽,济慈的"两个房间"和王国维的"两个境界"可相互映照.因此,我们不但可以通过比较来理解和阐释它们的涵义,而且在论及"两个房间"和"两个境界"各自内部的关系时也可将它们联系起来,互为印证.在浅层次上,济慈和王国维分别认为各"房间"、各"境界"均无高下之分;在深层次上,因了时代的作用力,他们又各自认为,"无我"实质仍为"有我","无思"终不免"初觉".     

行帮与清代景德镇城市社会

清代景德镇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史,不仅是经济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行帮组织整合与城市社会秩序形成过程的历史。在清代景德镇社会中,行帮组织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绝大部分公共事务都被行帮组织控制,而且官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亦多借助行帮力量。行帮组织构成了景德镇的城市经济组织和社会控制的特征,制约了城市变迁的方向和轨道。行帮全面控制景德镇瓷业经济发展的时候,既是景德镇瓷业经济的繁盛时期,也是景德镇传统瓷业经济注定要走向衰落之时。     

略论中国古代以农立国与富国强兵思想

中国古代为维系国家的政权稳定和统治地位,统治阶级从战争依赖于经济的基本思想出发,积极调整统治政策,注重发展农业经济,把发展农业视为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把农业经济看成是国民经济的核心,把富国看作是强兵的基础,把强兵视为统治安定之本,形成了重农积粟、开疆拓土的安邦定国思想.     

京派的民族想象及人文意义——以沈从文为中心

京派在挤压的都市文明之外,为我们展示了淳朴的乡土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理想重构显示了京派另类"民族想象"的独异之处,表明了它与五四新文学对接中的反叛。沈从文的创作分乡土抒情、都市讽刺、民族或民间传奇的重叙三部分,他在多重文化冲突中张扬文化综合和重构,其对民族文化精神内涵的开掘标志了京派对民族性格和心理探求的深度。但对于落后的农耕文明下的乡土中国,京派呈露了不合时宜的奢侈。这也正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文化境遇。     

论中国现代抒情散文的境界

针对中国现代文人追求诗境这一重要散文创作现象,论述中国现代抒情散文境界的模式与类型,物境、情境、意境,辨析散文与诗歌境界的差异与不同。     

后现代社会下的促销海报体裁——基于香港又一城购物中心的个案分析

当代社会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催生了话语间相互混杂性,而广告话语的创新性正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体裁间属性资源的移植。基于体裁分析的视野,通过香港又一城购物中心之个案,收集特定时间段内该中心内的所有商场促销海报,进而解构其体裁结构、大量使用的多模态符号系统和该类语篇的体裁内嵌现象。     

引咎辞职触发缘由探微

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实现权利和责任的统一是引咎辞职的政治学基础。官员因工作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要承担领导责任和道德责任是引咎辞职的理论依据。从具体缘由来看,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是触发引咎辞职的惯常缘由。另外,无所作为、违反道德规范、言论失当等也是引咎辞职的触发缘由。     

翻译中的"文化传真"与叛逆

"文化传真"是翻译理论中最高准则"忠"的体现。受不同文化及语言环境方面因素的影响,在翻译实践中,"叛逆"总是不可避免的。译者在译语环境中通过合理的"叛逆"能够更好地进行"文化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