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身份关系法律建构的人权视角

事实身份关系的客观存在,是人权存在形态中人应有的权利,因其不损害第三人利益,不与法律相违背,是自由权、平等权在缔结身份关系中的表现,将其上升为法定权利,是人权在婚姻家庭法中应有的内涵.能达到自然人缔结身份关系的真正自由,减少或消除消极自由带来的负面因素,反对特权与歧视,实现主体法律形式上的平等.异性同居事实身份关系应有条件地赋予婚姻法律身份.同性同居事实身份关系赋予其法律身份,应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且目前称为民事关系伴侣为宜.     

为什么要维持小农生产结构

当前学界及政策部门往往混淆了农业问题与农民问题的差异,误会了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当代中国,粮食本身不是问题,土地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若我们仅仅将当前的粮食问题看作问题,土地问题看作问题,那就成了问题.在小农经济仍然占主体的背景下,农业利益可以为广大小农分享,国家可以通过实行粮食供给偏紧的政策来提高粮价,从而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提高农民这个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的利益.     

农民工返乡的逻辑——以贵州湄潭县聚合村调查为例

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度下滑,尤其是沿海出口加工制造业受到极大的冲击,大量企业关闭,在这些工厂工作的大量农民工因此失业。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08年底,约有2000万农民工因为失业返回家乡。数千万农民工失业和返回家乡,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农民工返乡因此引起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农民工返乡后的社会适应状况如何?他们失去务工收入后,还能在家乡待多久?他们可以重新适应农村的生活吗?他们还有土地可以耕种吗?他们返乡后是否会对农村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政府应该怎样对待农民工的返乡?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回到田野进行调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分别到贵州、湖南等农民工输出大省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稳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城市化政策,使得农村具有极强的吸纳返乡农民工的能力,农民工返乡并未引起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中国农村再次发挥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期和蓄水池的作用。而构成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调查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对不同代际或者不同年龄农民工对乡村社会适应及个人生活预期差异的判断。外出务工的农民,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任务越来越重,他们不得不从比较浪漫的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回到比较现实的考虑中来。从而,在中国农村形成了非常具有中国特点的农民家庭内部分工——年轻人外出务工,年龄较大者在家务农,外出务工收入加上在家务农收入,使得中国农村的小农家庭普遍可以获得温饱以上的收入。我们若不能理解中国当前的农民生活处境,不珍惜中国农村现存的基本经营制度,我们就可能失去目前中国仍然具备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对出现重大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回旋能力。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知识产权

本文借用女性主义的批判工具,认为知识是在男／女、公／私对立体系下依照男性的逻辑建立,揭示知识产权体系的深层理论结构是头脑／身体、人类／自然的等级二元论,体现的是男性对女性、强者对弱者、人类对自然、智力劳动对体力劳动的支配,从而要求知识产权法在完善的过程中,应注重保护弱者的利益,平衡发展。     

知识冲突还是政治反抗——广东地方精英对民初革命党人社会改造的抵制

民国初年在广东执政的革命党人从革新教育、改变观念、改良习俗、改进风气以及改造市政等多方面谋求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推动近代社会的变革,却遭遇了具有很强"趋新"与社会参与意识的地方精英之强烈抵制,表面上看这是新旧知识体系的冲突与较量,实则是地方精英对革命党人政治排挤的一种反抗。广东军政府推动社会变革的艰难局面典型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社会基础之薄弱与策略失误。     

离婚财产分割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当事人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如何处理知识产权,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因其独有的特性,知识产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由知识产权取得的收益,则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知识产权的获得与收益的取得具有不同步性,必须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知识产权收益的归属。在离婚时对知识产权收益进行分割可以采取平均分割、估价分割或保留分割请求权的方式。     

宋代浙江佛教与地方公益活动关系考论

宋代佛教在思想开新方面不及隋唐活跃,但世俗化、实践化趋势明显,兼之朝廷采取保护佛教的"家法",寺院与僧尼数量均获迅速发展,浙江地区尤其突出.宋代浙江佛教信仰推动的地方公益活动非常普遍,主要表现于造桥铺路、修陂筑堤、掘井挖泉、客舍行旅、救疾济困、养老慈幼诸方面.通过公益活动,佛教与官方、儒家士大夫及一般民众建立了更为良性的关系,促进了社会协调,也推动了佛教自身发展.     

《大人先生传》:阮籍矛盾、苦闷一生的写照

在写于其晚年的<大人先生传>一文中,阮籍描绘了"士君子"、"隐士"、"薪者"和"大人先生"等四种人格意象.对于这四种意象所代表的意义,历来有颇多的解释,比如,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认为这四种意象,很有可能是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四种观点.但笔者以为,作为其晚年的作品,阮籍在这里所做的,极有可能是对其一生的回顾、总结."士君子"、"隐士"、"薪者"三者则是代表了阮籍一生不同阶段的精神状态,"大人先生"则是阮籍的精神归宿所在.而矛盾和苦闷之情,则充满着阮籍的一生,成为他一生的基调.     

土地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集体土地,村社集体的经济实力是村民自治和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重要经济基础.当前,解决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的方法有二:一是充分发扬农村的民主,完善村民自治,让村民有表达自己利益的充分条件;二是强化村社集体的实力.村社集体在兴办农村公共事业建设,联系农民和国家、市场关系上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但是在日前的土地制度形式下,我国村社集体的实力和办事能力被大大削弱,因此,必须完善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以提高村社集体的实力.     

《三千书》新探

《〈三千书〉初探>》一文中认为<三千书>深受越南方面的影响,是越南字喃对地区性的方块壮字之影响的结果.实际上<三千书>的使用者壮族布傣族群的前身是越南的王族,<三千书>现象反映了布傣族群深厚的帝王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