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文启蒙》词语考释

《清文启蒙》是清代一部满汉对照,学习满语的教科书,该书的第二册内容为对话体,是对当时口语的记录。书中有一些特色词语,一方面体现了当时的口语,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近代汉语词汇的面貌,如勒掯、剪决、响快、造定等。但是这些词在词义的理解上尚存在一些问题,运用一些训诂手段,对这些疑难词进行考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近代文献,了解近代汉语词汇的特点。     

技术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与我国技术进步缓慢现象研究

通过建立技术进步投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投资的分析模型,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现象进行理论与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之间互补形态将依据短边规则决定技术进步速度,但我国相对落后的教育回报影响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导致企业技术进步缓慢。因此,通过增加投入及深化教育改革等方式为工人提供良好的教育,是促进我国企业技术水平提高的保证。     

第五届亚太生殖健康大会

为推动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及千年发展目标在亚太区域如期实现,2009年10月18-20日,由中国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人口学会、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伙伴组织等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亚太生殖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     

闲暇生活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的“民工潮”,不仅促使我国上亿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推动了我国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而且也确实对农民工改善其在农村的家庭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进城打工,已经成为不少地方的农民增收的唯一出路。与此同时,“民工潮”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莺莺传》中莺莺形象的时代性

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并与多种资料结合,通过对《莺莺传》中张生与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故事分析,探讨了唐代在室女受教育的情况、参与社交的状况以及婚配的等级门阀观念状况等。莺莺形象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唐代在室女的生活现状,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城市扩容中拆迁安置小区公共管理模式研究——以常德市公寓楼安置模式为例

征地拆迁是城市扩容面临的重要课题。常德市采取的公寓楼安置模式在城市扩容和保护耕地红线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创新了拆迁安置模式,达到了城市发展集约节约用地的目的。公寓楼社区公共管理模式不仅关系到征地拆迁工作本身的成效,更关系到安置户的民生福祉和城市的科学发展。要直面公寓楼社区公共管理的突出问题,明确主要任务,创新理念,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业主选择+社区整合"的公共管理格局,按照统筹推进、健全体制、整合资源、责任考评的路径,使公寓楼社区公共管理成为推进安置居民城市融入的重要推手。     

重庆城市建设中的历史文化保护研究

通过回顾重庆城市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的历程和特点,揭示各个时期历史文化保护的阶段性特征,总结重庆历史文化保护的经验,并深入分析了城市建设与保护历史文化的关系,认为城市化和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不应该是对立的两面,而应当是相互协调、相互包容的共同体。一座城市的个性和魅力,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成正相关系。     

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百年经验、时代任务与方法创新

建党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工作中的指导地位、遵循党管青年原则、固守青年工作政治属性、照顾青年特点,并形成了关于青年具有自觉积极性、是社会发展生力军与需要被引导的科学认识,积累了丰富的青年工作有益经验——"四一、一三"经验。进入新时代,在党的青年工作具体使命任务逐渐转向引领青年服务乡村振兴新布局、帮助青年投身科技创新新领域、号召青年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组织青年坚守意识形态新阵地和鼓励青年参与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的现实情况下,有必要创新"乡村‘X’+‘Y’""科技‘趣点’模拟+""关联性数字立体化+""积分式激励+""移动化新智能+"等五类青年工作法,以引领青年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民族地区特色小镇发展评价体系研究——广西中渡镇的实证

本文以民族地区特色小镇发展为目标层,针对其“重申报、轻发展”问题,选取环境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特色产业发展、政府支持和民生改善作为准则层,再细分为14个中间指标和45个执行指标,构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评价体系。接着,运用模糊综合评价将这一评价体系应用于广西中渡镇。研究表明,中渡镇依托“一体两翼”资源,主推“旅游+”复合发展模式,特色产业亮点突出,但淡、旺季明显,特色产业效益有待提升,可优化游客结构和来源地,打造一体化“旅游带”,提振区域知名度。民族地区特色小镇发展评价体系的应用,要强化特色,避免同质性发展,结合政策优势构建更“接地气”的评价体系。     

创新乡村治理机制，推进新农村建设——南京“赵坝现象”的调查与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于构建一个能够有效整合农村各种发展资源的乡村治理机制。江苏省南京市赵坝在探索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通过基层组织治理变革和创新,创立了农民议会、党支部、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农民俱乐部四位一体的治理机制,破解了新农村建设治理的结构困境与矛盾,激发了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意识,实现了多元治理的组织架构,促进了新农村建设的蓬勃开展,为探索新农村的治理机制,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了诸多的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