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交锋——以《新青年》为中心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很多社会思潮有过思想交锋,其中与无政府主义的交锋影响深远.以《新青年》为中心,通过梳理《新青年》文本上关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介绍,阐述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交锋的核心内容与经过,可以揭示这一交锋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大意义.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行为特征与支持策略研究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作为高校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为表现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特征.分析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自然属性、情感表达、认知水平、行动意愿、自我评价、学业表现六方面的情况,在做好资助工作的基础上,根据该类学生的特点,实施精准而深入的发展支持策略,有利于促进该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和全面发展进步.     

全域旅游视角下的天府旅游名县竞争力研究——以四川省县域城市为例

天府旅游名县创建是按照全域旅游发展理念开展的，以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为目标的建设工程。文章在系统整理旅游目的地竞争力主要研究成果基础上，建立15个天府旅游名县竞争力评价指标，基于可量化数据，采用主成分和聚类分析方法，对进入天府旅游名县的40个县(市、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旅游核心竞争力、旅游发展规模、旅游综合实力、非优势资源品牌创建能力等因素是构成天府旅游名县评判的主要因子；从空间结构上看，呈现成都平原最强，川西、川北居中，川南最弱的局面；从创建动力上看，不应仅关注创建结果，而应通过创建工作，促进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和城市发展潜力提升。     

师范生养成教育与职业道德培养一体化管理模式探究 ——基于对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调查与分析

以师范生养成教育为切入点，对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应届毕业生、毕业5年以上在职教师、幼儿园园长开展问卷调查。调查表明，通过日常行为管理促进师范生养成教育,对日后成为一名合格教师具有积极的意义，并得到园长、在职教师的认可。但在校生认同度不高，促使我们反思当前学生管理工作，不断改进、完善。继而进一步探索研究师范生养成教育与职业道德培养一体化管理。     

水驱砂岩油藏孔喉结构变化的三维网络模拟

以长期水驱实验为基础，建立了等效水驱砂岩储层孔喉结构变化的三维网络模拟模型，结合三维微粒运移机制和有限差分求解方法，得到了长期水驱砂岩油藏孔喉结构变化规律：（1） 冲刷后喉道半径呈增加趋势，喉道半径变化范围变大，极小喉道半径呈微弱减小趋势；（2） 孔隙网络模型中冲刷半径扩大的孔道分布形式与原始孔隙网络结构密切相关，并非所有的大孔道都串联起来贯穿岩芯孔隙网络的两个端面，但入口端和出口端部分大孔道相互连通，形成端面上的大孔道网络群。网络模拟注水结果结合采油井测试，可为注水剖面的调整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布政司与明代司法——以明代《四川地方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

明代布政司掌一省之政,主管民事,既往研究对于明代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鲜有关注。通过《四川地方司法档案》这一目前仅见的明代地方司法档案,可以发现明代布政司在立案、审问以及详谳等司法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明初设计的省级司法格局中,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均有自己的位置和职掌,省级司法没有、也不可能全部归属按察司,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在司法实践中,因为百姓告诉相对自由,案件司法权相对开放,在追求公正无枉的目标下,布政司、按察司与都司在司法中的协调与牵制明显。本文从讨论布政司在司法中的作用出发,分析和展示明初的地方司法格局;并以此视角,重新审视明初地方最高机构,即都、布、按三司之间的关系。     

地下钱庄行为的定性与防控——刑法与经济法互动的视角

地下钱庄并非规范的法律概念，我国对地下钱庄法律价值的判断是基于其组织的非正规性而非其行为的违法性，对地下钱庄行为更多地是借助刑法规制和执法严惩而非制度规范和监管指引。以刑法与经济法互动为视角，对地下钱庄所从事的三类主要业务进行具体分析，对相关法律法规予以细致梳理和客观评价，并结合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和地下钱庄行为特点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和防控对策。提出在治理地下钱庄的过程中应当做到经济法规制在前、刑法惩治在后，监管在前、执法在后，宽严相济、疏堵结合。     

苏过的生平行事与文学成就考论

苏过,苏轼少子。二十二岁前,随苏轼宦游南北,二十三岁至三十岁间,侍父贬流惠州、海南。三十一岁至四十二岁前,随叔父苏辙闲居颍昌。四十二岁后或仕或黜,五十二岁时暴疾于路途。苏轼三子中,苏过文学成就最高,由清人辑佚而传世的苏过《斜川集》,诸体皆备,无不文采飞扬,才气纵横。其原因是苏过长期随父亲辗转流徙,多承过庭之训,全才父亲的悉心教导加上自身的勤奋以及那传奇般的经历成就了他的"能文"。     

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实践考察

社会调查制度被确立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基本制度。对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运行机制的实践考察发现:社会调查的主体方面,虽然制度规定的职权主体和执行主体都非常多元化,但实际操作与制度规定呈现较大反差;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方面,受立法对社会调查制度资源配置的有限性影响,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不高;社会调查报告的审查程序方面,有关社会调查报告的披露和质证程序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上述机制的存在,使社会调查报告尽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鉴于此,可以优先从社会调查员的诉讼权利和社会调查报告审查程序两方面着手完善社会调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