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投资水平——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代理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以企业社会责任增加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提升管理层投资意愿两方面为切入点,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深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投资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投资水平。在对样本企业划分生命周期后发现,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显著增加企业投资,然而社会责任对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在衰退期企业中并不明显。     

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共生与错位

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进程有着必然的共生关联,但是在实践中,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事实与迅猛的城镇化进程相分离。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的经济驱动型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给付型需要错位,国家推进人口城镇化的强意志与地方政府的弱反应形成反差,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存在矛盾。在城镇化发展中,要以“共享“为理念,重构农民工的城市权利;以“主体性”为依归,尊重农民工的市民化选择;以“均衡发展”为目标,拓宽农民工的发展路径。     

异形喷嘴与圆锥形喷嘴水射流流场对比研究

针对目前水射流作业中存在的效率低的问题,课题组对射流关键装置喷嘴的结构进行研究。采用了传统圆锥形喷嘴的最优尺寸参数,设计了2种新型异形喷嘴结构;通过SolidWorks建立了喷嘴的三维模型,利用FLUENT仿真软件模拟了3种喷嘴在不同入口速度条件下的流场情况。仿真结果表明：正方形喷嘴的射流离开喷嘴后射速最快,射流凝聚性最好,等速核最长,更适合于淹没射流下的作业。     

农业强国建设及其关联问题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要高度重视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这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底线要求,不是全部主要任务。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个系统工程,不可顾此失彼,要注意强化产业链供应链思维。通过分析巴西在保障粮食安全问题上的教训提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不仅“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还要注意这些粮源必须“自主可控”;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必须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工农城乡收入差距合理化结合起来;推进农业组织结构创新要注意依托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农业,带动小农户合作经营、共同增收。当前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时不我待,要注意推进相关研究强化包容互动。     

公正的网络道德审判是否可能?——基于旁观者视角

网络道德审判是对传统道德审判的继承与发展,存在着显著的伦理困境：它理应通过激发正向羞耻感来促进对行为者的伦理教化,但在诸多情况中却因引发负向羞耻感而产生对行为者的伦理排斥。网络道德审判作为一种典型的道德评价形态,可以利用情感主义伦理学中的旁观者视角来加以考察。据此可发现,网络旁观者的同情、想象、事实判断能力存在着诸多困境,同时其群体性特征又进一步加剧了潜在的风险。实现公正的网络道德审判,需要汲取和借鉴“公正的旁观者”的多重意蕴来构建可能的伦理进路。     

农业对外投资布局对母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

参与全球农业价值链,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基于TiVA数据库和UN COMTRADE数据库测算64个国家全球农业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与分工地位,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全球农业对外投资网络,实证分析农业对外投资布局对一国参与全球农业价值链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前全球农业对外投资网络由发达国家主导;网络中心性和网络异质性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一国越处于网络中心且投资金额越分散,其价值链地位越高;网络规模有负向影响,盲目拓展投资网络的规模化优势难以抵消农业对外投资的高风险。基于研究结果,从分环节优化农业对外投资布局、深耕既有农业对外投资网络、逐步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农业对外投资网络等方面提出促进中国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建议。     

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和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关系研究

电子健康素养是指个体搜集、评价及应用网络健康信息的能力。为探究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关系,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安徽省芜湖市三所高校的2 549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芜湖市大学生的电子健康素养总分为（72.47±11.89）分,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总分为（115.38±21.03）分,均处于中等水平;电子健康素养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呈显著正相关（r=0.626,P<0.01）;多元分层回归分析显示,电子媒介健康的获取能力、评价能力和实践能力进入回归方程,对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净增影响为19.6%。电子健康素养是大学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高校应以提升大学生的电子健康素养为切入点,加强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教育,提升大学生的健康生活水平。     

“制度-资本-行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构建?——基于鲁西南S镇的案例研究

遵循“制度基础→资本保障→行动结果”的作用链条,构建了“制度-资本-行动”的分析框架,并借助鲁西南S镇“水污染治理共同体”的案例深描,呈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科层制下的制度创新和权力下放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基础,制度创新促进共同参与,权力下放实现赋权增能,但该过程普遍面临着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摩擦和调适;基层政府正式治理资源不足使其通过公众协同共治、官员关系运作和政府间利益共谋等方式嵌入非正式治理资源;个体资本禀赋的价值属性使得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差异性;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政府策略表现为维护政治稳定和任务导向下的行政动员、基层政府“适应性执行”以及基层官员“职位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公众策略表现为权益受损及参与意识的提高促进参与实践,企业主利益驱使下的不同策略转换,村干部在政府、村民与自身之间“三重角色”扮演中寻求综合收益最大化。因此,基层治理实践中,需要从上级政府、镇政府、村民、企业主、村干部等多主体视角优化制度设计、强化资本保障、调适利益取向和目标追求,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生活垃圾分类越来越成为全国各地农村尝试开展与实施的环境治理工程,但如何建立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一直困扰着地方环境管理者。通过对浙北码头村的案例分析,总结该村在长期实践中的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经验以及不同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行动策略,并深入挖掘长效机制建设背后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等社会基础。最后,基于理论分析与实地调查的互动联系,提出内生于村庄社会的制度规范、有效的组织动员结构、可适用的治理技术手段是当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以此来反映符合农村社会特点、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汉代封国官吏起家问题探析

汉初,王侯拥有较大的置吏权,士人通过举荐、上书、诸侯王征聘和招拜等途径起家于封国.随着王侯权力的削减,武帝以后封国官吏的选任方式逐渐被朝廷的诏除、举孝廉、征拜替代.那些起家于封国的官吏只占汉代封国官吏系统的小部分.封国官吏的起家官职既有王国相、王国中大夫、王国郎中等行政吏,也有王国舍人、侯舍人、侯家骑等家吏.与朝廷官吏起家情况有所不同,汉代起家于封国的官吏受诸侯政治地位影响较大,且具有籍贯多为诸侯国人、起家官职偏低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