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知识管理可行性及其途径

知识管理近二十余年的实践为企业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及行政人员素质的提高为政府管理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借鉴企业知识管理改革的成功经验,依托国家知识创新工程,通过创建学习型政府、完善电子政务和公务员激励机制等措施实施知识管理是提高政府效能的有效途径.     

论日本民法典的基本特点——兼及对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启示

日本民法典对于日本的民族振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卓越的贡献。作为亚洲第一部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制定以移植摄取、注重实效与兼收并蓄为基本指导思想,融合了西方各国民法典的精华,成功地实现了民事法律制度的本土化与国际性、现代化和现实性、法典化和融合性的共生和谐。因此,加强对日本民法典基本特点的研析,可以为正在制定中的中国民法典提供科学的思路与深邃的启迪。     

浅谈国有文化集团重大投资项目的监督和管理

国有文化集团重大投资项目的投资效果,直接关乎国有文化集团的生存发展,本文基于国有文化集团重大投资项目的监管现状,将从加强国有文化集团重大投资项目监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重大投资项目监管的主要内容及重大投资项目的监管应特别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对加强国有文化集团重大投资项目的监管分析探讨.     

油气资源禀赋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诅咒”问题研究

"资源诅咒"是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难题.在回顾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资源诅咒"这一基本命题为依据,对区域油气资源富集程度与经济发展速度进行了统计分析;对油气资源禀赋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剖析;最后对油气资源富集区域如何规避"资源诅咒"陷阱提出了对策建议.     

企业动态能力度量与功效——本土模型的构建与实证研究

动态能力是整合、构建和重组内外部资源以修正运营操作能力从而适应动态复杂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由于企业所处稳态环境的已有优势被侵蚀,市场先入者的优势被快速销蚀,以及中国特殊的国情背景,企业必须塑造与提升其动态能力。通过对动态能力相关文献以及实地调研访谈,总结出动态能力由环境洞察能力、变革更新能力、技术柔性能力、组织柔性能力四个要素构成,构建了企业动态能力的测量指标体系。最后通过因子分析等实证检验方法进行了统计上的探索与验证,检验了企业动态能力对绩效的贡献。     

我看“于丹现象”

2007年8月中旬,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研究所召开了题为"‘于丹现象’的文化思考"座谈会。作为中国大众文化的又一经典范例的"于丹现象",凭借其内部蕴涵着的多重文化意义和文化思考,让它迅速越过了文化娱乐界限,无可争议地成为了近年来中国一个重要的思想事件,乃至社会事件。文化哲学该如何去对这样一个文化事件进行深度理解,该如何面对商业利益和大众媒体对文化世界的僭越,如何以此省思我们的当代文化处境和文化问题?成为了每一位学者在座谈会上热切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意在通过对"于丹现象"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揭示出当代中国文化世界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出路。希望这一探讨对深化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能起到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学术参考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力求本着一种平等对话的精神,合力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文化共谋出路。     

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下大众羊群行为的演化模拟及行为族现象

基于行为的传播性和保持性,对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下的大众羊群行为利用元胞自动机进行了模拟.从各类行为者均匀混合的初始条件开始,得到了非常接近社会实际情况的行为族现象.研究结果表明,只要各种行为的比例相差不过于悬殊,羊群行为并不能导致许多行为的消失而使群体中只存在一种行为,而是许多类型的行为以行为族的方式同时存在.     

过失犯罪中的被害人承诺效力之考察

在刑法理论中,学者都是从故意犯罪的角度对被害人承诺进行研究。在过失犯罪中,被害人承诺的刑法效力的承认往往由于被害人的故意性与行为人的过失性显得更为重要,从行为人的角度去考察被害人承诺的效力是被害人承诺研究的新视野。过失犯罪中的被害人承诺的效力应当从过失犯罪中的风险概率、行为人的阻止义务、被害人承诺时对风险的知晓程度以及承诺的表达方式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以实现对过失犯罪中的被害人承诺效力的准确定位。     

论先验偶然知识之论争

古典哲学认为,“先验”与“必然”外延全同.克里普克则指出认知主体可以获得“先验偶然”知识,这一论题甚至在直接指称阵营内部就引起了很大争议.通过澄清“相信的方式(ways of believing)”这一概念,论证严格区分“信态”(state of beliefs)与“模态”(modality)两个层面是解决“先验偶然知识之论争”的关键所在.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先验偶然知识合理性论题还可以间接论证专名应具有含义.     

论马克思对自然法永恒论的批判

自然法传统认为,法是客观的、永恒不变的。马克思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法虽然是客观的,但却不是永恒不变的,相反,法是历史的、变革的。其理由是：法来源于生产方式,因此法是客观的,但是法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法是历史的、变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