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史记》列传中的女性形象——兼谈金富轼的女性观

高丽时期金富轼编撰的《三国史记》列传中不仅记载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宿将、名臣、文人、逆臣,还极为难得地出现了一些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尽管所体现的类型不同,但都是基于儒家道德规范而凝练成的典范,其身上蕴含着浓厚的时代教化意义,并进一步反映了金富轼的女性观。     

《清史稿·章庆传》史实考补——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有不少关于剑州知州、南部知县章仪庆的原始档案,足以证明因在辛亥西昌起义中身亡而被列入《清史稿·忠义传》的“章庆”实际名为“章仪庆”,在南部县筑堤御河完城一事中仅有首倡之功。而档案中披露的诸如章仪庆生年为公元1862年、以监生报捐出仕、曾剿办资州拳匪、解饷京师等早期履历,以及在剑州任上镇压南部何如道起义、振兴学务、在南部县抗洪赈灾、查拿奸伪等的大量珍贵史实,是对《清史稿》的有力补充,对近代史尤其是辛亥革命人物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高校国际化水平模糊综合评价研究——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

依据西南交通大学发布的2013年版“教育部直属高校国际化水平排行榜”评价指标体系、利用AHP法和主观经验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的国际化水平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西南交通大学进行了实例测评,结果显示：西南交通大学国际化水平得分为72．78分,属于一般等级,与教育部直属高校国际化水平排行榜中的结果基本一致,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这一结果验证了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评价高校国际化水平是可行的。     

“无我”诗境中的佛禅生态智慧

美国当代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一生笃信禅宗、身体力行。他从佛教禅宗中汲取和借鉴了生态理念,并以禅意入诗,来传达对自然万物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感悟。斯奈德诗歌中所呈现的＂无我＂诗境和＂空无＂意象折射出禅宗生态智慧：斯奈德在描写自然景物时＂以物观物＂,不带任何主观情感地呈现事物的本真状态,体现了禅宗对＂我执＂的破除,是对狭隘的人类中心论的反对和对自然万物作为个体的生命价值的尊重;斯奈德中后期诗歌中频频出现＂空无＂意象,反映了诗人对禅宗理念＂人法无我＂,即万物皆无实性的认识,通过大乘空观揭示万物之间流变不居的存在形态,从而倡导空无之中各种生物、非生物之间的爱与关怀。     

论企业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的协同问题——以循环经济为视角

发展循环经济是当今世界潮流,体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企业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它的各种创新活动关系到企业能否应对新的挑战和促进循环经济的良性发展。循环经济环境下的企业创新,必须把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结合起来,进行协同创新。在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不同阶段,协同创新具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创新类型带来序参量的变化,诱导组织混沌的产生,推动整个组织的演化。     

社会责任与公司捐赠

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公司的首要目标,承担社会责任是公司的次要目标。公司的捐赠行为是公司社会责任的一个方面,是具有一定道义特质的公司社会责任的表现形式。我国应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确立以"合理性标准"为核心,股东利益优先并兼顾社会利益的公司捐赠体系。对此,我们主张,应对公司捐赠的目的、资金来源和数额、公司捐赠程序、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权利救济机制、公司捐赠的法律激励机制等方面,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制。     

技术壁垒与贸易保护

乌拉圭回合之后,技术壁垒取代关税壁垒成为主要的贸易保护方式,但是技术壁垒并不完全对等于贸易保护,技术壁垒的存在也有其合理的成分。我们从技术壁垒的生成动机出发,将技术壁垒按照技术差异、消除外部性和纯保护性这三种动机划分为三类以区分技术壁垒与贸易保护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前两点所探讨的技术壁垒就存在其合理性,是应该被接纳和认可的,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这类技术壁垒;而对于后者,就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应当援引国际法维护自身利益。     

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三个人--对《法和经济学》"上海财经版"中译本的批评

法和经济学既然是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在法学和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方面缺一不可.<法和经济学>"上海财经版"中译本的译校者也许是经济学专家,但显然不具备法学(尤其英美法学)的知识基础,相关之处,错译频仍.更为严重的是,该书的译校者缺乏基本的翻译素质和态度,导致译文"硬伤"累累.该书是当前不合格翻译的一个典型.     

性别意识与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创作追求

现代女性的性别觉醒及其性别重塑 ,是对女性自我历史命运的一次深刻的性别自救。这种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体现了现代女作家以解构男权性爱霸权 ,建构女性情爱主体为旨归的创作追求。     

FDI、经济增长与区域分布差异--对江苏、浙江分布差异的观察

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分布因素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地理位置、市场规模、开放水平、劳动力素质和政策优惠水平相似的条件下,江苏、浙江两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均有较大差异,而利用当前的研究理论却无法解释这种差异。设置国有资本要素并将其引入实证后发现,江苏、浙江两省在 FDI 存量和流量上的差异是由于二者国有资本存量差异而导致的,即国有资本额度对促进FDI 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