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诠释与信仰重建——中国传统经学现代化的三种路向

清代的“乾嘉学派”似乎已经暗示了经学现代化的某种可能,然而其以“小学考据”替换“经学诠释”甚至发展为“语典之学”,却无形中对经学本身造成了冲击。而“古史辨派”则以其所标榜的“疑古”精神,意图明确地想要推翻传统经学的根基。但是,在“后批判”时代的今天,利科有关“第二朴真”的命题却为我们重拾经学信仰提供了某种新的契机。此外,西方的现代诠释学,也为“经学”向“后经学”的转变准备了必要的理论资源。     

行政赔偿制度缺陷及完善——以归责原则和赔偿程序为切入点

2012年最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在诸多制度构建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关于行政赔偿制度采用的归责原则仍有争议,对行政赔偿程序的规定仍存在不明确处,导致实践中行政赔偿漏洞百出。完善行政赔偿制度,应从以下问题入手:明确行政赔偿法律规定中“违法”的本意,并以过错责任原则替代违法责任原则,修正行政赔偿程序规定,包括行政赔偿程序的启动、行政赔偿决定的效力两个方面。     

基于生态理念的北京市新城发展模式

运用系统论的方法,通过分析北京市生态新城发展模式的构成要素及相应的子系统,以及分析在新城发展层次划分基础上的新城发展运行机制,研究构建基于生态理念的北京市新城发展模式。该模式是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协调和谐运行,通过新城发展的内在机制、外在机制以及动力机制的作用,实现从新城规划建设到新城运行维护再到新城更新进步各个发展层次新城内部的生态系统的优化,以及新城与中心城之间相互促进与共同发展的模式。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指数构建——以2014—2015年中国论文数据为例

文章基于国内顶级期刊论文发表数及新华文摘转载论文数,构建了人文社会社会科学研究质量指数,以此对中国主要研究机构进行了实证评价。结果表明,2014-2015年中国人文社会社会科学研究质量水平处在前10位的机构依次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      

情绪化进食量表在高校大学生中应用的信效度检验——以黄山学院为例

为考察情绪化进食量表在黄山学院中的适用情况,采用EES对600名黄山学院大学生进行施测,同时施测正负性情绪量表（PANAS）,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相关分析、信度检验、方差分析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情绪化进食量表的正式量表包括17项条目;（2）经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中文版EES由4个因子构成,共解释63.934%的方差变异;（3）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量表的4个因素结构模型拟合良好;（4）情绪化进食量表的信效度良好,信度分析表明总量表的α系数为0.879;（5）女生在积极情绪方面显著高于男生,在抑郁情绪、焦虑情绪、敌对情绪3个因子上差异不显著。总之,EES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测量情绪加工的有效工具在黄山学院大学生中使用。     

基于高斯图的截面数据精确分段及重构

针对反求工程中截面重构时由于分段点提取不精确造成重构结果不理想的问题,提出一种分段点精确提取方 法。基于截面数据的法向量信息构建高斯图,将分段点确定在一个区间内,根据区间端点将截面数据分为不同的特征 段;优先重构直线特征,再根据约束重构自由特征,并在自由特征重构过程中建立动态搜索模型,用二次插值法动态搜索 精确分段点。实验表明该方法提高了分段点的提取精度和截面重构的精度,重构的结果很好地还原了产品模型的初始 设计意图。     

我国家庭福利政策探究

在人口变迁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国家庭规模逐渐缩小,传统的家庭功能已经受到严重冲击。因此,单纯地依靠家庭能力难以摆脱贫困、医疗、就业等困境。中国的家庭福利政策属于补缺型的家庭福利政策,应当尽快向普惠型和发展型转变：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事前预防,投资家庭成员,扩大政策受益对象等方面重构家庭福利体系。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对学生母语文化认同的负面影响及对策研究

作为国内大学阶段最重要的语言考试类型,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对学生的英语学习和母语学习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收集数据,论证大学生英语学习和英语四、六级考试对母语文化认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提出了加强母语文化的几点策略,希望为英语教学和四、六级考试改革提供些许启示。     

生态翻译视域下隐喻翻译研究——以《围城》英译本为例

隐喻作为一个非常巧妙的语言应用现象,非常值得研究。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对其进行研究。生态翻译学是一个从生态学角度研究翻译活动、翻译现象和翻译理论的新的研究范式。本文着重从适应/选择,三维转换和整体/关联的角度对《围城》这一文学巨著中典型的隐喻现象的翻译进行讨论,旨在开拓隐喻研究的新视角     

我国法学本科“语言教育”的缺失——从裁判文书加强说理谈起

我国裁判文书说理性不足,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中“语言教育”存在缺失。此种缺失是科学技术对高校法学语言教育冲击、我国法律语言教育体系尚未建立以及高校对法律语言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需要从鼓励法律“语言教育”相关科研,注重语言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丰富法律语言教育方法,优化师资队伍,在国家司法考试中增加司法文书写作等具体措施着手,以完善我国法学本科“语言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