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民参与:价值、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社会资本范式的研究

公民参与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资本理论是分析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理论,对公民参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文梳理了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和社会资本的相关概念和内涵,以社会资本为中介和基础分析了公共危机管理中公民参与的价值;在社会资本缺失和负外部性下讨论了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并通过社会资本的投资和自我完善分析了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路径选择。     

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与改革——以广州市国有企业改革为例

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应与特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定位相一致.以广州为例:其城市定位遵循的两原则:一是在大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框架下来实现综合性.第二个原则,从七个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由重到轻的历程看,广州现在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最佳历史机遇期.广州要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应包括先进装备工业、汽车工业、石化工业为三大支柱产业.围绕广州综合性中心城市定位,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向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集中,推动国有经济从高度竞争性行业和产业退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将国有企业的创新与发展的资金投入作为国资经营者的考核指标.     

由“武庚之乱”所引起的周代国家形态之变化

周初国家形态原也与夏、商两代相似,即以血缘族团为单位进行管理。“武庚之乱”引起了周族统治者对这一传统管理模式的反思,从而采取了新的政治改革。其具体措施有二:一方面将殷族及其联盟集团瓦解分散到各地,以摧毁其族群的集团力量,是为“迁徙殷族遗民”政策;另一方面,又将周民族的血缘关系尽量放大,然后分散到各地,使普天之下都能流动周族的血脉,是为“同姓同宗分封”政策。这两项措施的结果便是封国内出现了地缘管理,而这种地缘管理又被控制在全国范围内同宗血缘管理之下。这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又一典型模式。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宿命

以选择、平衡、谐调、纪律等作为信条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自由、进步的启蒙诉求存在着本质的错位,因此,尽管吴宓等学衡派人士进行大力宣传,但并没有获得广泛的传播和接受,这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历史宿命,这是由它的本质内涵所决定了的,无关乎它的传承者是谁,传承媒介如何。     

内部合理性:私营企业党组织存在的理由

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党组织,不仅取决于党组织对社会的外部合理性,也取决于它对企业的内部合理性。民主型政党应该兼顾二者。当前私企党建主要依靠组织部门的重视,水平不一。私企党建困难的原因在于:经济理性同政治理性的冲突;集体理性同个体理性的冲突。要发挥党组织的表达器、整合器和稳定器功能,对私企党组织进行分类管理、特殊补贴,承认协商、建立信任,最终实现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化。     

关于21世纪生态城市的构想

城市既是人类生存的重要场所,又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基地。因此,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对城市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随着人们对生活环境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建设生态城市已经成为当今城市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如何建设生态城市已经成为各地十分关心的问题,生态城市的建设不仅要有一个科学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生态城市规划,而且要精心做好生态城市设计,在规划、设计和实施建设中要充分利用自然生态基础。     

中国古代的"家先"观念

"家先"是指家族中先亡长辈(如父母、祖父母等)的鬼魂,也是古人冥界观念中常见之鬼."家先"之语频繁地出现在道书文献中,其与"外鬼"对应而并为道门法术所劾治的重要对象.我们首先从<太平经>入手厘清了"家先"概念的涵义,进而分析了"家先"与"家鬼"之异同及其与在世亲属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陈述了古代文献中谈到的几种劾治"家先"的法术或措施.     

试论保持非公有制经济又好又快健康发展

有四大问题仍困挠着未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垄断行业是否真的会向非公有制经济开放;非公有制企业能否被允许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做大做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会不会被迫究"原罪";非公有制经济能否被允许在比例上超过公有制经济。     

维新与翼教的冲突和融合——康有为、苏舆对《春秋繁露》的不同解读

当儒学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之后,历史上每次变法与改革,都必须先在儒学学理上找到根据.康有为等人发动的维新变法,就是以儒家的春秋公羊学为理论根据的,他以<春秋繁露>为依托,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系统论述他的政治改革思想.然而同在晚清公羊学发展的学脉之中,苏舆却对康有为的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编辑<翼教丛编>,撰著<春秋繁露义证>,正是晚清学术界"维新"与"翼教"两派之间思想斗争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两派之间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的一面,这是由晚清学术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所决定的.     

世界和平:池田大作的价值追求

世界和平是池田大作的价值追求。他控诉战争的灾害,认为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以及民族偏见和不信任感是世界和平的障碍,而消除障碍的途径是国家和人民的沟通和了解,特别是人性革命。他的世界和平的价值追求与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有关,而理论基础则是人本主义的哲学观,反对暴力的东方价值理念和众生平等的佛教思想。他通过广泛的对谈和沟通,创办教育及文化教育交流,发展创价学会等活动实践他关于世界和平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