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业协会自律职能缺失的原因分析——基于角色冲突的分析框架

行业协会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促进行业自律,行业自律是对政府监管的重要补充。但在现实中,许多行业组织没有充分发挥自律的作用,有些甚至成为行业垄断和价格联盟的工具。从行业协会的层面剖析,这主要是由行业协会自身的角色冲突引起的。这种角色冲突主要表现为其在性质上的公益与私益的冲突,这属于角色利益的冲突;范畴上营利与非营利的冲突,这属于角色目标与角色执行的冲突;功能上的管理与服从的冲突,这属于角色规范的冲突;价值取向上的"义"与"利"冲突,这属于角色认同的冲突。     

开征环境税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十二个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税开征经验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芬兰等十二个已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发达国家1980～2009年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发现:开征环境税在短期内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负向冲击;但环境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长期冲击,且这种长期冲击是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开征环境税时,不仅要通过税收体系调整缓解企业成本上升在短期内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冲击,更应从长期影响的视角出发,设计配套政策,降低环境税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可能存在的不利影响.     

发达国家校车运营管理模式及对上海的启示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比较好的校车运营管理模式是委托经营型。从实际情况来看,上海的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居民收入相对较高,政府管理体制比较成熟,更适合引入委托经营型的校车运营管理模式。近年来随着上海地铁线路的增加和公交线路的调整,富余的公交车辆也为社会和企业参与校车的运营创造了基本的硬件条件。     

对个人诚信的思考

＂彭宇案＂引发了我国社会中对＂个人诚信危机＂的思考。比较中国历史的诚信观和西方社会的诚信观可以看出,诚信具有普遍性、继承性、不可或缺性的共同特点,但中西方诚信观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文章分析个人诚信缺失的表现和危害以及诚信缺失的原因,提出建立个人诚信体系应从构建诚信政府、利用法律严惩违规失信者和加强诚信道德教育等方面入手。     

评“第二代民族政策”说的理论与实践误区

文章针对"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中有关改变中国民族政策的若干依据,就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则、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反恐反分裂斗争的基本原则、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地位等方面,评析了以"去政治化"为内涵的"第二代民族政策"设计。指出了其中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误区,同时对该文存在的思想方法、学风等方面的问题予以质疑和批评,认为"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所谓"国际经验教训"基本不符合事实。     

邓小平规则意识探析

邓小平规则意识研究是有待深入开掘的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新视域,推进这一研究是拓展邓小平理论研究领域的内在要求.邓小平规则意识既具有“钢铁公司”的原则坚定性,又兼有“一切看情况”的策略灵活性,达到了对柔与刚恰到好处拿捏的境界.对上级,敬重但不盲从;对同级,合作但不作“好好先生”;对下级,信任但不放任;对亲属,保持共产党人本色但不拒斥俗世情怀:这构成了邓小平规则意识的基本框架.其重要启示在于,只有切实加强法制才能为潜规则解毒.邓小平规则意识是矫正社会不良风气的榜样,学习和探究它,对潜规则大行其道,严重伤害社会公平、扰乱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具有毋庸置疑的警示意义和示范效应.     

“宗主权”的提出与加剧:1898至1921年英国侵藏政策的演变

1898至1921年是英国以“宗主权”为中心的侵藏政策的提出、实施和基本确立的时期.为与俄国争夺中亚细亚,寇松提出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并寻找时机发动侵藏战争,逼签《拉萨条约》,“变西藏为实际上的保护领”.随后,英国声称西藏是“一个外国君主统治的国家”,并与俄国舍谋以中国只有宗主权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继之,英国加快侵藏步伐,企图强迫中国同意西藏“自治”,并要求俄国同意其在西藏“行动自由”.1921年,英国政府采纳贝尔的建议,一方面反对中国政府恢复设置驻藏大臣和派驻军队,一方面企图制造“大西藏”以分裂中国,以这两大内容为核心、以宗主权为幌子的侵藏政策基本确定.     

大规模同质不良资产组合回收率定价研究

处置不良资产是我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问题,大规模批量处置不良贷款是处置不良资产的首选方法之一.不良贷款组合的回收率分布,是不良贷款组合定价的基础.针对不良贷款回收率的双峰分布特性,将不良贷款分为低峰回收贷款和高峰回收贷款,证明了不良贷款组合的回收率收敛于低峰回收率和高峰回收率的条件期望之和.基于信用风险结构模型,进一步证明了高峰回收率条件期望的正态逆变换与低峰回收比率的正态逆变换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由于对低峰回收贷款易于判断,很容易估计低峰回收比率,因而可以通过线性回归估计出高峰回收率条件期望,这样就给出了不良贷款组合的整体回收率估计模型.基于这一模型,还给出了估计不良贷款回收率的分位数的计算方法,该方法实际上是VaR方法的推广.     

动态尾部金融网络结构与传染性度量

基于Lasso高维分位数回归模型,本文构建了中国金融系统的尾部网络结构,并定义了总体网络以及行业间、行业内和金融机构间等多层金融网络的尾部风险传染度,解构其传染机制与关联特征,评估各机构双向系统重要性(接收端和发射端)。同时,本文提出了一个最优滚动窗宽选择标准方法,以优化滚动样本技术下的动态网络结构。结果表明,所有层级尾部风险传染效应(总体系统、行业间、行业内和机构间)在经济金融极端困境时期,呈现明显增强及剧烈震荡特征,2015年中国股灾期间尤甚。跨行业传染效应日益严峻,银行与保险间表现出较强关联性,房地产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间均表现出较高传染性,跨业监管值得关注。接收与发射最多尾部风险传染的金融机构仍然是银行与证券类机构。系统中超过50%的金融机构倾向于接收风险传染,一旦出现系统性冲击,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将遭受重创,因此,应加强此类机构应对外界冲击的能力。此外,基于新滚动窗宽选择标准法的动态模型的估计性能明显优于传统方法。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中国金融系统的网络结构和传染机制,对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依据。     

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投资与利益攫取研究

基于资本投资形成控制权收益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攫取控制权收益的自利动机和市场风险分析,本文以2001-2005年沪深两市A股市场发生了非流通股交易的公司作为考察对象,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攫取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大股东不仅通过资本投资形成了控制权收益,而且资本投资规模越高,增加等量资本投资所攫取的控制权收益越低;尽管通过股权投资攫取控制权收益的隐秘性较高、成本较低,但由于增加了控制链的代理层级,控制性股东的收益占有程度也较低;大股东的自利性资本投资行为不仅挤占了中小投资者的共享利益,而且形成了从增加资本投资、形成更高控制权收益到损害企业价值的传导机制.根据经验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