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文化变迁中的大同思想

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古老的思想，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特别是在近代社会，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不断入侵，中国思想文化中原有的大同思想也呈现出近代特色——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大同主义”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明代诗学文献中的诗歌句法理论

从现有诗学文献(以诗话为主)来看,明代诗歌句法理论在古典诗歌句法理论发展史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明人所说的“句法”含义丰富,在继承宋代诗歌句法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特点。明代诗歌句法理论的繁荣,与它的时代特色是分不开的,并对其后清代句法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尚奇：南宋散文的另一种风貌——论刘辰翁的散文

当前学术界对南宋散文风格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风平易切直上,它刻意尚奇的另一种风貌则常被遮蔽在学术视野之外,几乎无人关注.实际上南宋不少散文作品都有求新求奇的倾向,其中刘辰翁的散文最具有代表性.     

论印度核政策与核战略

印度核政策与核战略主要特点包括:拒绝加入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但宣称支持真正核不扩散的目标;推动与巴基斯坦在军事与核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进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保持可信的最低限度核威慑;发展"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印度发展核武器成为南亚核军备竞赛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巴相互核威慑有助于防止双方发生大规模常规战争,但也存在偶发性核战争的危险。美印核合作协议将对国际核不扩散体制造成严重冲击。印度核战略对中国国家安全形成某种潜在挑战。     

多维空间下的历史性建构:现代传播与诗人身份的确定

现代诗人的产生与合法性确立是多元化文学发展运行机制以及诗歌传播空间无限拓展的结果,其身份与地位在报刊、出版、公共阅读、批评等多重话语和传播机制的共同言说中被历史地、动态地建构与呈现出来,并逐步建立起中国现代诗歌的价值理想与审美规范.     

儿童数学知识的建构

基于天赋的“快速确认”数量的能力,较小的婴儿对数字就很敏感,以此为起点他们获得了丰富的前语言的数量知识;在幼儿早期建构了多种数量图式,到幼儿期末形成了数量守恒概念;除了这些概念性知识之外,儿童的数数等认知技能在幼儿到小学初期也获得了发展。     

试论宜昌旅游城市品牌建设

在“城市营销”时代,旅游城市要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占据制高点,必须走品牌化之路。宜昌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旅游城市,如何通过品牌化来提升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三峡旅游最佳目的地城市,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由此从SWOT分析入手探讨了宜昌旅游城市品牌建设的有关问题。     

以“红色文化”开展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的思考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特色文化,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前多元文化冲击下的大学校园,要深刻认识"红色文化"的内涵价值及其在大学生思想引领中的作用,把"红色文化"作为开展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的重要载体,探索实践以"红色文化"开展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的途径。     

中国城镇化对水足迹效益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城市空间动态面板数据

采用人均水足迹、水足迹强度、水足迹土地密度和水足迹废弃率衡量水足迹效益,基于1998-2014年城市空间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空间纠正系统GMM法实证发现:城镇化与水足迹效益存在空间自相关,水足迹效益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城镇化显著提高了中国人均水足迹、水足迹土地密度和水足迹废弃率,但未显著降低中国水足迹强度。分区域与分城市类型看,城镇化显著提高了三大地区和三类城市人均水足迹和水足迹土地密度,其中东部地区和地级以上城市两者增幅最大;城镇化未显著降低中西部地区、地级市和县级市的水足迹强度,但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和地级以上城市水足迹强度;城镇化显著提高了中西部地区、地级市和县级市的水足迹废弃率,但对东部地区水足迹废弃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也未显著降低地级以上城市水足迹废弃率。据此,中国必须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提高水足迹效益,缓解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供需矛盾。     

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与理据新论——基于大数据悖论的分析视角

为有效应对信息科技发展引致的个人信息保护和信息产业发展的矛盾冲突,必须创新优化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制度设计,肯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同时又限制信息主体的排他性控制权,制衡“数据权力”以抑制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恣意和滥权,谋求信息时代人权保护以及为信息产业内置发展空间的“双赢”。基于大数据透明化悖论、权力悖论、身份悖论的视角,个人信息处理事实上同时存在正负效应双重外部性,这决定了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不能仅依赖“基于权利的方法”,还应直面大数据时代面临的认知和结构困境,并“基于风险的方法”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进行路径重构。大数据悖论决定了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取向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其实质是要求在信息处理者秘密搜集处理信息与个人主张信息处理透明化、信息处理者的数据特权与个人对信息权利的“让渡”或“牺牲”、信息处理者识别个人身份与个人主张身份隐私保护等博弈关系中求得优解。为此,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既要定位于保护公民个人的人格尊严,保障数字时代人权,又要衡平信息有序流动、跨境交易以及信息产业发展中的各方利益。大数据悖论非但不应成为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政府信息治理权力、信息产业发展间“非零和博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