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历史分期以及理论贡献

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诞生是二十世纪初以来几十年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发展中的一件大事,这一学派大致经历了早期孕育、全盛时期以及衰败时期等几个重要发展阶段。在早期孕育阶段杜威、米德、库利等人为芝加哥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哲学思想,并开创了一些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斯莫尔等人在介绍欧洲社会学理论等方面贡献甚多,托马斯等人则通过对波兰移民等问题的研究开启了社会学研究的美国化及应用化,使美国社会学研究脱离了欧洲社会学研究的学院式抽象思辨传统。在其发展的全盛时期,帕克、伯吉斯等人介入到都市生态结构以及都市行为研究,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和应用化特征,并丰富了社会学研究的实证研究方法。芝加哥社会学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美国二十世纪初以来社会变化与发展的一种反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诸如都市问题、移民问题、种族文化问题开始淡化并淡出,美国社会学研究的关注点也发生转移,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也随之而衰落。同时,芝加哥学派不但对美国社会科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也催生了美国传播学这样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一些重要成员还直接参与了美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     

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释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一场价值创造和价值追求活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体现了价值的双重性特点,是人民主体价值观的要求;强调以和谐的方法化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体现了价值取向的和合共生的特点;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价值目标中人类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柔性管理在现代大学的模式建构分析

柔性管理是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管理,有助于克服刚性管理追求量化,背离教育的评判价值,容易诱导教育的功利色彩等的不足,从目前来看也更适应新时期高校发展的组织特征及高校教师的劳动特点和个性特点.     

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启动过程探析

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理论是当前研究东盟发展问题的新兴理论。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建立在成员国对观念与规范的集体认同基础之上。本文分析了东盟规范(norms)产生的历史渊源,以及二战前东南亚亲西方国家的地区安全利益与国家安全利益从对立走向一致的过程。新的地区安全观念和地区秩序规范的产生,不仅推动了东盟组织的成立,也标志着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启动。     

法庭调解中不礼貌话语博弈策略研究

基于真实法庭调解话语语料,以卡佩珀等提出的不礼貌应对模型为理论框架,重点探讨法庭调解过程中参与者的不礼貌话语策略的运用,将打断、沉默、停顿等元调解话语和不礼貌称谓语、转换话题、重复话语、变换角色话语等调解话语实施不礼貌调解策略,旨在揭示法庭调解中有悖于和谐构建的调解话语策略运用,以期规范调解话语策略礼性表达,推动法庭调解朝着促进社会和谐目标发展。     

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统一性

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互为前提和基础。社会是由人构成的社会,离开了人的现代化就谈不上社会的现代化;而没有社会各方面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的现代化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另一方面,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也就是说,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应协调统一地发展。     

从结果展示到过程传播——传播视角中的真人秀

“真人秀”节目泛指由制作者制订规则,由普通人参与并录制播出的电视竞赛游戏节目。真人秀节目在全球掀起新一轮的收视热潮,新的节目形态和营销理念也在电视业界引起广泛关注。以传播学为框架,从大众传播、受众研究、生产流程、传播方式等不同侧面分析,真人秀是一种新型的综合型电视娱乐节目,集中了纪录片、电视剧、游戏节目之长,集戏剧性、娱乐性、纪实性于一体,大量采用跟踪拍摄等纪实手法制作的节目。     

关于建构中国企业破产重整制度的思考

破产重整制度的本质是司法性破产预防制度。该制度的立法目标是通过司法程序帮助困境企业实现再建和清理债权债务。中国现行破产法的破产重整制度作为立法失败的典型受到广泛批判,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没有理清该制度的理论基础和运作机制。在中国破产法重新修订之际,笔者重新认识了破产重整制度的功能价值和内在机理,提出建构有效的中国破产重整制度的战略思路。     

吉林省粮食物流现状分析

通过对吉林省粮食生产、流通、仓储和监测预警信息系统等粮食物流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指出了吉林省粮食物流在运输方式、仓容、粮油批发零售市场体系、粮食物流企业及信息化程度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提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具体措施。     

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探析——以诉权分析为视角

检察机关能否作为适格原告主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一直是环境法学界争议的焦点,深究其因,检察机关特殊的法律地位和法定职能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双重影响是检察机关原告主体适格问题的症结所在。无论是从检察机关的职权属性还是从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来看,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实属公权力的后盾式彰显,其诉讼主体资格源于公权力而非依据通常意义的诉讼权利（诉权）,赋予检察机关原告主体资格无明晰的理论来源。鉴于环境诉权是依附于环境权益的程序性权利,有必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范围予以严格的限制而非宽泛化,严格限制和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及权力,明确其作为公益诉讼人的角色和地位,以充分发挥公力救济的弥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