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

张之洞由翰林精英而为封疆大吏,直至丁未政潮后入参军机、任体仁阁大学士,在汉族官僚中,可谓位极人臣,对于清王朝理应忠心耿耿。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本文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杂纂》专题档案为线索,揭示张之洞自光绪二十六年始,对有反满革命思想的留日学生态度多变。并以吴禄贞事件为例,揭出张之洞在自立军起义期间,通过驻武汉领事,秘密要求日本政府,对吴禄贞等人予以严惩;可是,当他们学成归国之后,又对这些留日学生网开一面,同情拔擢,以至于使武汉地区人才辈出,藏龙卧虎,成了革命势力的温床。本文还分析了张之洞这些行动的思想根源以及不同阶段的内心世界。     

我国关于聚众犯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刑法>中没有关于聚众犯罪的统一规定,导致<刑法>分则的相关规定界限模糊,刑事司法解释对聚众犯罪定罪处罚的规定存在缺陷,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聚众犯罪存在困难.为使我国有关聚众犯罪的法律规定更加规范和科学,应当在<刑法>中明确聚众犯罪的概念,统一聚众犯罪的行为方式,统一规定暴力聚众犯罪的转化犯,结合不同的犯罪情节协调聚众犯罪的法定刑,扩大聚众犯罪的罪名范围等.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的自律机制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在民国水患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灾害使人成熟,大灾往往促生新的救灾机制。在应对江淮水灾的过程中,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为代表的官民合作型的救灾组织,通过社会文化资本双重考量下的用人制度、两套账务独立运营的经费开支制度以及威慑性的惩戒法规体系等措施,构建了内嵌于救灾组织治理结构之中的自律机制。     

安徽“十二五”主导产业发展前景分析

主导产业特征状态、成长性、带动力对区域工业化质量和效率具有重大影响.运用实证和比较研究方法,分析安徽主导产业演进特点、带动力及其表现、影响主导产业提升的制约因素等,可以看出,在主导产业未来发展的过程中要规避主导产业演进的断层性风险.     

民国时期救灾查放机制社会化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作为民国救灾史的一个分水岭,出现了一些带有转折性的新变化.救灾主导权的国家化和救灾机制的社会化并行不悖,一方面中央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负责全流域的水灾救济工作,凸显了国家在救灾领域里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救灾机制又呈现出社会化的特点.无论是施救原则,还是程序规则和方法,"国水委"查放局和义赈查放机构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似性.同时,社会赈灾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专家参与、民众监督、社会选择在查放机制上创新了渠道.     

究竟该依据哪个部颁文件判这宗争议案

广东省某市9名劳动者被用人单位提前解除了劳动合同,得不到按规定的经济补偿金,几经协商未果,于是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庭裁决劳动者胜诉。该用人单位不服上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由于用人单位的积极安排,未造成劳动者失业,用人单位可不支付经济补偿金,劳动者败诉。9名劳动者旋即上诉到市中院。二审法院审理后,确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不当之处,“应予以纠正”,也不提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维持原判,同时确认9名劳动者在新旧单位的连续工龄。在处理这宗劳动争议案中,仲裁庭裁决应予经济补偿;一审法院判决不予经济补偿,也不确认劳动者的连续工龄;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不予经济补偿,但确认劳动者在新旧单位的工龄连续计算。就这样一宗劳动争议案产生三种裁决结果,个中原因,特别是劳动仲裁与法院审判在适用法律上的差异,值得讨论。     

汉晋之际儒学信仰的危机与演化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儒学教义在各个层面上的日益普及,儒学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仰。其后,儒学信仰却发生失效的情形“。道”的迷失,生存忧患以及形上困惑,导致儒学信仰危机的发生。西晋采取诸种手段,欲重建儒学信仰,但经过时代精神洗礼后的儒学已玄学化。     

戊戌前后的孙中山与刘学询关系发微

本文以中日档案史料为依据,探讨了从兴中会起义到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与刘学询之间的关系演变。揭示了刘学询在东京执行“联倭杀康”计划期间,于“夜深人静”之际与孙中山“闭户密谈”。孙中山试图通过刘学询筹集革命经费,而刘学询则心怀鬼胎,另有图谋。孙中山对刘学询抱太多幻想,又太重乡情,因而对刘氏效忠清廷、唯利是图的本质缺乏足够认识,故屡遭挫折。     

论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与稳固

毛泽东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而漫长的过程。此间,他挫败了来自党内的两次挑战,又遭遇了最高权力交接的风风雨雨。但1935-1976整整41年间,毛泽东始终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稳固核心。     

论桓范《世要论》

《世要论》是反映桓范政治思想的主要著作。其君臣论和刑德论综合儒、法、兵家思想;政务论则以儒为主,兼及法、墨、道和黄老诸学。《世要论》在当时方兴未艾的玄风中独树一帜,而与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交相辉映。它密切联系汉魏政治现实,针砭时政,为曹魏政权出谋划策,既是汉魏政治风云的缩影,又是当时思想多元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