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超越：－从胡塞尔自我观到马克思对象性活动

胡塞尔自我现在论述方式上、逻辑上及实际理论建构中都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这证明任何自我只可能是与世界关涉的自我。但自我在世界中不可避免要遭遇实体化,而实体化自我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普遍危机,因而自我之超越成为必然趋势。自我超越的可能途径只能是回到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     

翻译转喻的理据:从现象到人类认知

转喻机制具有普遍性,也存在于翻译过程中。在回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翻译转喻现象进行了基本的分类,并从范畴化和认知语法角度分别对存在于词汇和句子层面的翻译转喻现象进行了分析。翻译转喻涉及音、形、意三个方面,研究发现：1）其主要实现途径包括整体代部分、部分代整体以及部分代部分;2）翻译转喻依托范畴化结构,尤其是当两种文化存在通用图式的情况下,翻译转喻就是对原语范畴之外其他级别范畴或同一级别其他范畴成员的凸显及在译语中的映射;3）增译、减译、转换等技巧是翻译转喻思维的具体方法论,其使用会导致译语概念结构出现不同程度的调整。研究成果对认知语言学、翻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新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社区作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基础平台,社区的发展直接关乎到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传统的社区管理方式和水平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亟需创新。新疆要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是必然途径。文章基于对乌鲁木齐市部分社区的调研,在新的思维模式和视角下,从理念、战略、技术、人才队伍四个维度思考,探索构建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协同商务系统与ERP系统数据同步方法研究

针对企业引入协同商务系统可能产生的与原有ERP系统数据不同步问题,研究2个系统集成的数据同步方式,该方式通过对源数据的监视、同步规则解析、目标数据转换、目标数据库更新实现了2个数据库之间的同步更新问题,避免了因不同步可能产生的重复输入以及数据混乱问题,为2系统真正的集成带来了可能。     

论新刑诉法庭审模式

新刑诉法通过强化庭审法官主导地位、恢复卷宗移送方式和边缘化辩护职能等方式,朝着审问模式回归,然而在庭审制度上确向控辩模式演变。进退之间使人对法官能否保持中立、检察官能否履行客观义、辩护人能否有效辩护产生质疑。应避免法官庭前预断、建立判决理由论证制度来确保法官中立;构建证据展示制度、赋予检察官变更指控权、建立违反客观义务的制裁措施来明确检察官客观义务;扩大指定辩护范围、提升辩护能力、建立无效辩护制度,促进辩护律师尽职尽责来注重有效辩护,进而完善新刑诉法确立的庭审模式。     

论当代中国司法权的异化与回归

当代中国的司法权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司法权的真实内涵,其独立性、中立性、交涉性、消极性等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趋于灭失.司法权的地方化、法官的行政化、审判的实体化,异化了司法权.要保证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来克服这种异化,包括:确保国家司法权的统一,强化司法权的独立性、专属性;实现法官素质的提高,强化司法权的中立性、消极性、交涉性;突出审判程序的价值,强化司法权的消极性.     

全球化进程中的吉尔吉斯斯坦变局与困境

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周期性变动是全球化进程中注定的被边缘化,政府经济政策失败,贪腐盛行带来的政府合法性危机、社会政治文化暴力功能的示范效应造成国家政权权威的弱化以及大国博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从全球经济一体化化进程中不断被边缘化的困境入手,分析论述了私有化进程中贪腐盛行引发政府合法性危机、复古的政治文化造成国家政权权威的弱化、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决策失误和吉尔吉斯斯坦变局的大国博弈因素。     

我国段子文化研究之进程、主题、视角与方法

互联网赋权下,段子文化日趋兴盛,段子文化的研究日益得到学界的重视。检索知网相关文献资料发现：我国段子文化研究从研究进程看,其经历了兴起与发展两个阶段,2003—2009年是兴起阶段,2010年至今是发展阶段;从研究主题看,其主要包括段子的概念与成因、段子的特点与创作、段子的意义与作用等;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看,从政治学、社会学视角展开的研究最多,研究方法以个案分析法、内容分析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研究方法为主,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     

自然保护区禁伐令的探析——以天目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

自然保护区禁伐令时保护生物多样性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其一刀切做法,使得天目山等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的保护区备受法律困扰。通过分析天目山案例中出现的实际情况,根据森林生态学原理,提出修改自然保护区禁伐令的法律程序和法律规定。修改禁伐令后将会给自然保护区提供经费支持,增加当地农民收入,改善景区景观。     

民国时期苏州演艺业的现代转型

在城市经济发展、文化艺术传统和地理条件的影响下,苏州约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有现代演艺业的萌芽,到30年代有了正式和长足的发展,40年代中后期更是出现了分层发展的成熟趋势。文化艺术传统、经济优势、地理便利是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母床,文化创意产业则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动力。苏州从上海汲取了资本支撑的同时也展示和宣告了自己的影响力,这是它成为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史中重要城市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