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立法对策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腐败现象在我国还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左半部,距离拐点还有一定的距离,还处于上升阶段。而具有"终端反腐"、"阳光法案"、"反腐利器"之美誉的公务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在我国在立法层面还没有确立下来,没有步入法制化的轨道。本文从八个方面探讨了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立法对策。     

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石油工业

中国自汉朝以来,就开始了对石油、天然气的认识和利用,并发展出了一系列领先于世界水平的实用技术。但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石油工业?通过比较中国与西方对石油的认识方式的不同,否定了市场需求和政治制度这些外部性因素,指出由于缺少对事物根本原因的追问精神,从而构建不出系统的科学原理,是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现代石油工业的根本原因。     

创新型科技人才集聚效应研究

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建设是实现我国企业突破、产业转型并实现自主与创新的关键。文章分析了创新型科技人才集聚的效应体系,将集聚效应分为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两类,继而总结了创新型科技人才集聚效应影响因素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此,文章从人才流动机制、人才配置机制、人才使用机制和人才评价机制四个角度建立了创新型科技人才集聚提升机制。     

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的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研究

构建普惠金融体系成为当前我国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小额信贷发展是实现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我国小额信贷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小额信贷”的理解存在偏差,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速度快,存在“目标偏移”的倾向,社会资金的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脱节.指出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实现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协调发展,为实现我国普惠金融,在路径选择上应该注重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培育.提出从开展社会绩效评价、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实现普惠金融的对策建议.     

伦理学视阈中的弗洛斯特诗歌与诗学研究

罗伯特.弗洛斯特诗歌主题、诗学理念及美学探索中展现出的伦理为"平衡伦理"。这种"平衡伦理"不仅决定着其诗歌作品的伦理立场,同时也打造了其独特的诗学认识论和诗歌美学。一方面,"平衡伦理"是弗洛斯特在传统伦理和现代伦理之间缔造的中庸理念,提供给现代人遭遇存在困境和价值抉择时的多种伦理选择,从而为理解和解决现代人多重的存在问题构建出多元化的选择策略体系;另一方面,弗洛斯特在传达其复杂的诗学理念和满足大众读者的需求之间也遵循着"平衡伦理"。弗洛斯特的艺术成就与其诗歌的普及程度相得益彰,这也恰恰展现了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现代人生存问题的不凡探索。     

“亲属相奸”何以为罪?——对乱伦罪回归中国刑法的深层思考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乱伦往往被视为侵害社会根本利益的最为重大的犯罪之一.从晚清修律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我国法律中仍一直保留了乱伦为罪的规定.新中国的法律一直缺失乱伦为罪的规定,从而在实践中造成了种种问题.随着政治型社会的解构和家庭伦理的回归,在我国刑法中恢复乱伦为罪的规定势在必行.     

正常商品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研究

目前,国内外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正常商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图形说明很不一致。主要是关于正常商品降价后新的预算线上的均衡点和原始预算线上的均衡点的位置不同。为此,在给定消费者效用函数和预算线方程的基础上,通过对正常商品降价(涨价)后带来的总效应、替代效应以及收入效应进行数理分析,使人们达到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正常商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目的。     

城市化进程中地域文学观念的现代性构建——以当代陕西文学创作与研究为例

随着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日趋深入,传统以乡土文学为主导的陕西地域文学创作与研究,正面临乡村空间萎缩、城市空间急剧扩张的重大挑战,并在观念层面展现出自我身份与定位的焦虑意识。这一焦虑意识要求,陕西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在继承传统地域文学精神遗产的同时,以现代性眼光凝聚新的地域文学核心价值,最终使本应具有历史深广度和延展性的地域文学观念,真正成为当代城市化背景下文学创作与研究中的开放性、建构性力量。     

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的大学生情感逻辑研究

大学生独特的情感方式、情感逻辑指向以及情感逻辑特点,决定了我们的德育不仅是知识教育,更应该从大学生内在的情感逻辑出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指导人们思想品德发展的教育活动,更要关注学生的内在需要,实现德育的人本性。因此,从情感逻辑出发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途径就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农村两委“一肩挑”及交叉任职的思考

农村两委关系的调整关系到农村发展的大局。在当前农村两委关系调整中采取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以及村党支部委员和村委会成员的交叉任职对于理顺二者的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面临一系列新挑战,诸如农村权力过分集中、权力缺乏监督、村务党务不分等。因此我们必须适时调整这一制度安排,通过划定二者职责范围、二者适度交叉任职、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基础等完善这一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