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的现实审视与路径选择

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双重身份的法律定位模糊,股权关系错位造成权责归属倒置,对基层社的独立自主经营造成干扰,难以避免地方政府的干预,地方不断提高农村信用社法人层级的趋势明显,信用社产权制度边缘化,面临＂内部人控制＂和＂外部人干预＂的双重风险。深化省联社改革应渐进式改良,对省联社职能边界重新界定,强化服务、弱化管理,抑制其转型为银行总部的利益冲动。地方政府应通过职能转变合理履行管理职能。     

宋琪与宋太宗朝政治散论

宋琪成名于契丹,长期幽沉于幕府,但却在宋太宗时期飞速窜升至宰相,这与北宋初期独特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影响宋琪政治前程的主要因素有:北宋前期河北集团的存在、太宗时期晋邸集团的存在以及宋琪本人不凡的才能。不过,宋琪的政治主张和作为与宋太宗的希冀并不相得,这也决定了他的政治命运。宋太宗朝基本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变态政治,皇帝自立时代终结,官僚亦从五代型过渡到了宋代型。     

美欧经济模式的差异及其启示

美欧两种模式在资本占有形式、经济运行机制、收入分配政策、贫富差距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出现差异的原因是:欧洲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美国工人阶级力量薄弱;欧洲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体制内变革成效显著,美国右翼势力强大,社会民主党没有作为;欧洲受民主社会主义影响较深,美国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深重。两种模式的差异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具有双重发展趋向,欧洲资本主义出现了部分质变,具有比较明显的历史过渡性质。     

论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台湾实验戏剧

“实验剧”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话剧发展的主潮。这场以“实验剧展”为中心而展开的戏剧运动,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的深刻影响,但另一方面,实验剧又继承民族戏曲传统进行艺术探索,其戏剧创新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九品中正制度再评价

九品中正制作为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发展的一个阶段 ,是察举制过渡到科举制的一个必经环节。它的发展演变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是为纠正察举制主观性太强的弊端而日益客观化的结果 ,另一方面 ,也是与当时各级官学和开馆授徒的私学全面衰落 ,而士族家学却一枝独秀状况相适应的。九品中正制在特定时期是起到了选拔优秀人才的作用的。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逻辑与选择

本文旨在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维度上探讨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转变的逻辑和途径.首先以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新的时代背景和执政条件为切入点,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键是在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前提下转变执政理念、体制和方式,特别是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对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内涵及其内在逻辑关系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历史进程中,要进一步实现由"整合型政党"向"代表型政党"的转变.这就要求把"为人民执政"与"靠人民执政"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民本与民主、民享与民治、为民作主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推进以现代民主政治为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党自身的现代化转型.     

区域政府：概念界说及其建设构想

作为处于一定区域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促进区域发展而寻求相互协调与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的政府集合体之区域政府,是为了消除行政区经济的痼疾,推进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而提出的新思路。区域政府的建立和发展,需要采取加快区域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市场化进程,逐步建设区域政府间协调机制,建立区域管理委员会和其他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以及培育有利于合作的社会资本等多元并举的建设策略。     

从胡文化“汉化”看生态环境的迁移对文化转型的影响

不同文化特质的形成 ,除受政治经济影响外 ,还受特定生态环境的制约。胡汉两大文化体系的差异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同生态环境作用的结果。与此相应 ,文化的发展一旦脱离了与自身相适应的环境 ,就势必要出现势能上的劣势 ,并逐渐与异地文化相溶     

从意识形态到历史科学--穿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事"难题

任何历史表述都存在叙事问题,即从特定的认识论、审美和道德结构来表述对历史的理解。叙事问题也即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科学,它坚持现实与理论之间的辩证法,并因此保持对自身意识的自我批判,从而借由历史叙述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张力通往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叙事问题的解决方案,亦应构成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反思的基本依据。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进行检讨,需要从学科、理论和现实取向三个方面审理我们对这一历史进行表述的传统模式,从叙事角度提高我们的方法论自觉意识。     

唐代御史地位演变考

御史是中国古代社会监察制度的主体,也是中央集权兴衰的一个缩影。一个绕有兴趣的现象是,唐代御史在官僚制与社会舆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形象。在官僚制中,御史始终处于“清官”和清望官”序列,而且后期御史大夫与中丞的官阶较之前期还有所提高。但是从社会舆论的角度来看,前期称之为“法官”的御史,后期则被称为“法吏”;前期“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而后期出使在外的御史却常常受到来自各方的漫骂乃至殴打。文献中关于御史的这两种不同的记载并无抵牾之处。一方面反映出唐代中央力图从官僚制上提高御史的地位,强化中央集权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无力改变中晚唐时期出现的“轻法学,贱法吏”现状。在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下,唐后期的御史构成、秉公执法观念以及社会地位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明显弱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