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强度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组织认同的中介效应

运用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了激励强度影响员工反生产行为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研究假设,面向五个不同所有制企业的203名员工收集了问卷数据,在检验数据质量的基础上进行的回归分析证实了研究假设.发现激励强度与员工组织认同正相关,组织认同与员工反生产行为负相关,组织认同在激励强度与员工反生产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通过构建激励强度影响员工反生产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在理论上拓展了对反生产行为诱因的研究,在实践上为企业控制员工反生产行为提供了新依据.     

时尚审美的具象观念史——以试衣间的形式变迁为例

试衣间是时尚审美活动的起点,其形式变迁更是时尚审美观念史的具象性缩影,但当前学界并未有效阐释试衣间的文化意义。敞开型试衣间中汇聚着交错的凝视目光,它们用多层次的判断标准塑造了试衣者的社会性形象,这呈现了古典时尚的他者指向性和时尚审美的他律性。封闭型试衣间中聚集着自我反身性的审视目光,它用个性化的判断标准决定了试衣者的个人形象,这展现了现代时尚的自我指向性和时尚审美的自律性。虚拟型试衣间中弥散着不断滑移的瞥视,它们用碎片化的判断标准拼凑着试衣者的虚拟形象,这体现了现代时尚的极端化和时尚审美的游戏化。时尚文化的不断发展为日常生活增添了审美的维度,但时尚文化的极端化又导致了美学陷阱的产生。时尚虽能唤醒审美感官,但却需要谨慎待之。     

日常生活领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社会结构变革和社会的开放化、市场化、信息化、网络化,既凸显了日常生活领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同时也对日常生活领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提出更多诉求。对此,应认真研究社会日常生活的发展变化,审慎思考日常生活领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的各种诉求,积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回应和自身建设。通过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共同信仰、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场域、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渗透等措施,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牢牢把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领导权、主导权和话语权。     

西域汉语地名演变特点及其当代启示

远古西域有语言而无文字,西域最早文字记录为汉文,现存最早文献为汉文献,而西域地名演变牵涉到历史周期和政权的演变,以及政治地缘学。该文通过对西域汉语地名的考察,进一步深化了对西域历史文化走向及价值的研究,深化了对中华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认识,且对当代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

作为20世纪上半叶居于主流地位的社会学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孙本文在其从事研究的近30年间对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经历直接影响到他从文化和心理因素入手,建构社会学综合学派的学术努力,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鲜明的文化决定论和心理还原主义的色彩。在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的年代,孙本文充当了中国社会学建设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角色,最早尝试用社会学理论来推动苦难中国的社会建设,并致力于创建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这些努力,既反映了知识分子面对危机时的天真与无奈,也反映了社会学家介入现实时的执拗与不甘。而1949年革命胜利之前由他个人写成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庶几也就成了即将黯然退场的旧中国社会学家们的集体谢幕词。     

竖屏短视频中的身体呈现与身体消费

随着应用平台的不断完善和用户习惯的逐渐养成，竖屏短视频俨然成为身体视觉形象荷载和身体审美的绝佳场域，用户也在表演与欣赏的过程中实现自身表达，获得价值认同。不仅如此，竖屏短视频还利用单手竖持、影像竖制及大数据反馈实现身体在场和人机交互的升级，进一步收割用户注意力并成为新一轮互联网商业模式演进新入口。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改变用户消费观念和方式的同时，竖屏短视频也被消费主义裹挟，一度陷入媒介伦理失范、传播生态失衡的发展阵痛之中。     

历史人物伦理思想的指认依据--以梁漱溟为例

堪称伦理思想者，当有指认依据在。以梁漱溟为例，提出伦理思想的三个指认依据：一是基本稳定的形上基础；二是相对系统的伦理主张；三是较为广泛的实际影响。只有坚持论从史出，我们才有可能靠近历史人物伦理思想的历史真实和价值真实。     

蒙城方言中的例外字音

语音演变规律虽具有严整性,但例外字音却不可避免,亦不容忽视。以《方言调查字表》为准,从语音的历史积淀、声符类推、语流音变等方面探讨蒙城方言例外字音成因,可以进一步考察蒙城方言的语音面貌,进而较为全面地认识理解其发展演变规律。     

小学家校合作问题的思考

儿童的教育仅靠学校单方面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只有学校、家庭密切配合，优势互补，协调一致才能形成一致的教育合力，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目前我国家校合作存在的问题有：合作内容狭窄、合作水平偏低、缺乏本土化的合作方式、对弱势群体的研究不足。为此，必须唤起家长与学校的合作意识，提高教师、家长的合作能力，加强各部门监督指导，促使家校合作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