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书院践行高校办学理念的实证研究——以肇庆学院为例

高校学与术再统一的办学理念为书院制在现代大学教育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书院因而能以其独特的运行机制、职责任务、课程体系、活动方式和特色文化践行着肇庆学院的办学理念.     

教育的“四个支柱”与教师角色的调适

在教育全球化的背景下,教师的社会角色应围绕《德洛尔报告》中提出的“未来教育四个支柱”(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来调适。在“四个支柱”的角色规范下,教师应成为学习方法的引导者、实践能力的训练者、未来生活的设计者和健全人格的塑造者。同时,还应努力将新的角色与传统的角色(如榜样角色、知识传授者和仲裁者角色)有机融合起来。     

森鸥外性格特征的二重性--传统与反传统的互制心理

森鸥外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大文豪,在推动日本近代文学发展方面建立了丰功伟绩.文章从明治、大正时代社会的二重性出发,分析了作为时代代表作家的森鸥外在思想结构、文学性格上的二重性,其传统与反传统的互制心理.     

ZrO_2对介孔CuO/CeO_2催化剂催化富氢气体中优先氧化CO反应的影响

采用溶胶-凝胶法合成介孔CeO2-ZrO2复合载体、浸渍法负载CuO制备出介孔12%CuO/CeO2-ZrO2催化剂,将其应用于富氢气体中CO的优先氧化反应。通过BET、XRD、TPR等技术表征,考察了12%CuO/CeO2-ZrO2催化剂的结构性质。活性评价结果表明,添加10%ZrO2催化剂的CO优先氧化性能良好,氧化活性高低与ZrO2的含量有关。     

论杜文秀起义的历史意义

本文认为,清朝咸、同年间在云南发生的回民杜文秀起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杜文秀起义响应、拥护了太平天国起义,与后者遥相呼应,是以后者为主体的全国反清农民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由于杜文秀起义坚持时间长达18年,地域涉及滇、桂、贵、川等省,因而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在滇、桂、贵、川等省的封建统治,使其呈现摇摇欲坠之势。第三,杜文秀起义对晚清云南社会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其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变。     

张荫棠治藏的思想资源

晚清时张荫棠在西藏被中央政府委以重任,这一任期虽然短暂,但他对治理西藏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和设想。张荫棠治藏的思想资源来自四个方面: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国近代变法维新思想、西方现代思想、西藏地方宗教思想。如何协调和平衡这些思想资源,是张荫棠治藏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在晚清边疆危机中,张荫棠主要想运用中国近代变法维新思想和西方现代思想,来改变落后的西藏使之富强,以最终维护国家在西藏地方主权。张荫棠治藏策略中潜藏着内在的思想冲突。     

农村公共品提供政府主体缺位的制度分析

农村公共品提供政府主体缺位,是当前农村公共品提供中存在最根本的问题。从表象上看农村公共品提供中存在的问题,如:财政用于农村公共品提供的转移支付规模过小;地方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品上缺乏动力;实际提供的农村公共品结构不合理,本质上都源于相关制度即政府官员行为诱导机制、农村居民对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机制以及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品提供制度供给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致使农村公共品提供机制在运行中扭曲,并进一步引致农村公共品提供政府主体缺位。     

学历硕士研究生网上报名系统的改进和建议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为网上报名提供了可行性。对现有的学历硕士研究生网上报名系统考生信息采集提出了改进意见,并建议网上采集图象和在线支付报名费,取消报考现场,真正实现网上报名。     

高校科研团队的现状与构建措施探析

鲜明的目标、高效的协作、持续产出重大成果是高校科研团队的特征,文章分析了目前高校构建科研团队所存在的管理体制及制度方面问题及障碍,提出了高校构建科研团队的措施。     

关键时刻的语境大串联——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

这里刊出的是两位著名文化研究学者的一篇对话,主题自然是文化研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早年学习历史与哲学,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做研究,师从文化研究领军人斯图尔特.霍尔。他撰写和主编的大量论著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许多成为经典性论著。他主编的《文化研究》杂志,创刊于1987年。20年来,该杂志发表了近千篇学术论文,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刘康现担任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中国传媒中心主任、教授,南京大学兼职教授。照对话者的看法,文化研究的要旨在于如何“讲好故事”,路径之一乃是“串联”(articulation,又译作“接合”)。“串联”概念源出于斯图尔特.霍尔,旨在将不同事物联系起来构成新东西。对话者首先提出了跨学科的“串联”,以问题为中心,将不同学科的视角、方法、观念和理论相互碰撞,必然会产生各种新的观念。以问题为核心,就是强调回到问题本身是研究之宗旨所在。这就触及到所谓的“激进的语境主义”,也就是将特定问题带回到它们出现的那个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之中。提倡从问题出发、反对理论先行,这就击中了当前一些文化研究普遍存在的弊端。“关键时刻”概念特指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时刻,是语境的另一种描述,中国和西方目前都处在这一时刻。劳动的贬值,共同价值的衰落,文化的经济化,消费社会的崛起,传媒的影响等,都作为关键时刻的问题凸现出来,向文化研究提出了挑战。理论如何与大众“串联”,是对话又一重要主题,将文化研究变成公共知识,而非学院派的密语,看来是今后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难题。在这方面右派比左派做得更好,也更有效,倒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于是,文化研究议程的创新,特别是在中国,如何从理论消费转向理论生产,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