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学视野中公共价值的生成与实现

由于公共需要的存在,也就存在社会或者众多个人作为一个整体充当价值主体的价值,即公共价值.经济学视野中公共价值的核心是效率.为了实现这一价值,公共部门需要有效承担三大职能: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再分配职能和经济稳定与增长职能.     

英汉语语句联接关系的对比及在翻译中的转换

英汉两种语言的本质区别在于,英语较之汉语有着鲜明的形态,句中各成分之间常使用各种连接词语,以表示其结构关系;而汉语由于形态弱,缺少关系手段,构句主要依靠语义与逻辑的贯通,常常不用连接词语。这些显著的差异给英汉互译造成了困难,为了达到功能对等,必须使用一系列相应的转换方法,以最终实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目的。     

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论梁启超的翻译实践

经历了维新变法的失败后,梁启超开始转向文学,以翻译西方小说为手段来引进西方的启蒙思想,抨击朝政,改造社会。他的翻译实践有四个特色:取政治小说为译本,从日文转译西学,进行翻译的操控和改写,通过新闻报报刊来发表译文。他的翻译理论以深厚的佛学为基础,对今天的译学研究仍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他的翻译实践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追求民主的心路历程。     

晚清民初社会言情小说的特点

言情小说虽然历史悠久、作品众多,但言情有余,表现社会不足;而社会小说则注重政治功利性,缺少言情的成分,清末民初的社会言情小说则弥补了两者的不足,将言情和言社会完美结合起来,开创了小说的新形式,具有不可否认的文学史意义。在晚清民初动荡的政治形势下,社会言情小说区别于同时期的其它小说,在文学史和时代史上也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首创意义。     

对举证集中性原则的反思与重构

在刑事庭审中．举证集中性原则是集中审理原则的重要体现之一。该原则的具体内容应当包括控辩双方厚则上都只有一次向法庭举证的机会．并且一次性将本方所有的证据向法庭提出举证。不得保留或拖延。贯彻该啄则要在法院审理期间限制控方的补充侦查次数、期限以及二审法院不得以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因此,我国确立这一原则．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约司法资源。     

晚清生物学医学近代化述要

晚清(1840—1911)生物学医学发展的重要事件是西方近代兴起的生物学与医学的大量引进:吴其濬编著《植物名实图考》,李善兰翻译《植物学》,严复编译《天演论》,西方教会开办医院与传教医师接踵来华,英国传教医师合信编译《全体新论》与西方医书络绎传入,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开创医学事业,以及教会大学培养西医人才等,使西方生物学与医学在中国开始扎根并迅速发展,特别是《天演论》的翻译和流传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起了重要作用。     

语源中的政治人

本文从人的语源出发,探讨人的本质.汉字"人"的视像构型显示了面向未来,"向生而立"的人,蕴含着亲亲仁爱、血缘繁衍的时间性."大"是祈祷者(areter),是负有使命的祭司、贵族,是古代政治的整合者.在英语中,man的语源为思想、尺度(rule),因而与统治者(ruler)有关.Person是穿越神人关系的面具,与神沟通者,其意象与"大"相似.People的结构暗含着进入城邦的隐义,表征了人是政治(城邦)的动物的判断.通过中西语源的分析,可以说,人本质上是政治的.     

零售企业平台化转型及其双边定价策略研究

运用双边市场理论方法,研究传统零售企业的平台化转型及其双边定价模式选择,发现：1）在生产成本和消费者估价均匀分布的条件下,赚差价的传统垄断零售商收取进场费并不能增加利润,转型为会员费制双边零售平台反而降低利润.2）随着供应商单位分销成本的增加,传统零售商可先选择转型为佣金制双边零售平台作为过渡;随着单位分销成本的进一步提高,零售企业可以进一步提高佣金率,并对供应商进行适当补贴,但对消费者免收会员费,转型为二部收费制平台.3）会员费制双边零售平台的倾斜性双边定价策略与产品价格及其分销成本有关,当供应商的零售价格适中时,平台应向消费者与供应商收取会员费;而当供应商零售价格较高时,平台应向供应商收取会员费并补贴消费者.此外,本文结合我国 B2C 零售平台的收费模式进行应用分析.     

基于信号传递模型的风险资本退出的并购定价分析

运用信号传递模型分析了风险投资企业并购的分离均衡和混同均衡及其不同风险资本家类型条件下的并购均衡价格.分析结果表明,风险资本家的预期收益与信号传递成本、其他投资者对风险资本真实价值的判断及其获得并购收益后的后验概率,是影响风险资本并购博弈均衡价格的主要因素,完善风险企业的信息披露制度对解决风险资本退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至关重要.我国两个不同类型的典型案例分析有力地支持了博弈分析结果.     

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

  当资本市场表现出无效率的特征时,管理者能够通过迎合投资者非理性股利需求获得现金股利溢价。然而,不同公司具有的迎合能力有差别,迎合能力较强的公司更倾向于制定满足投资者非理性需求的现金股利政策。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公司股利迎合的对象展开,发现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场投资者、大股东甚至监管政策的要求,但缺乏对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探讨。因此,有必要对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基于行为公司财务理论,从自由现金流、资产流动性和生命周期阶段3个方面研究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对不同特征的公司具有的现金股利迎合能力进行分析,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迎合能力不同的公司中现金股利迎合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中运用Logit模型、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考察不同迎合能力对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的差异化影响,并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现金股利迎合能力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自由现金流、资产流动性和生命周期阶段影响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自由现金流充裕、资产流动性高和成熟型的公司中现金股利溢价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更强烈,这些公司更有能力迎合投资者非理性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实施现金股利迎合的同时也会进行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迎合能力强的公司更倾向于运用盈余管理配合现金股利迎合维持股票价格。         研究结果丰富和拓展了已有的公司迎合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行为公司财务视角下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同时,研究结果对于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关部门应当制定更为科学有效的现金股利监管政策,并引导和规范市场投资者行为,促进资本市场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