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首脑出访与周边外交

自新世纪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布局中被赋予首要地位,而首脑外交是这一地位的具体体现.根据我国现阶段的政治制度,中国的"首脑"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体成员,首脑出访也就是"九大常委"的出访活动.从2003年至2009年七年间,与受访的其它国家相比,中国首脑出访周边国家呈现了出访次数多,出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强,出访安排上具有优先性,参加周边地区多边国际会议和重点庆典活动多等特征.通过首脑的出访,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特点:地缘政治的特殊考量决定了周边外交在当代中国首脑出访中的特殊地位;坚持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并重,全面、深入、广泛地开展全方位周边外交;首脑出访务实高效,经济外交空前活跃;致力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     

收入不平等的衡量与比较

中国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虽然这样的结论基本已成为共识,但究竟不平等程度如何,尚难定论。现有研究由于研究目的或者数据来源的不同,涉及到了多种收入的概念,包括可支配收入、货币可支配收入、总收入、所得、市场收入等等诸多范畴,这些概念涵盖的收入项目有所交叉,但同时在具体项目中又有所不同。本文基于家庭住户调查数据,将考察的重点放在衡量不平等的前期步骤上,试图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可参照的分析框架和可比较的计算结果。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来的对美交往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来,与美国开展交往始终是其对外工作的重要方面。在革命和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认识都曾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发生重大调整,双方之间经历了从对抗到合作的多次磨合。九十年对美交往的历史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处理对外关系的宝贵经验,使得我们党能够成功地在正确判断国际形势的基础上,从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出发,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原则,以斗争促合作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推进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在客观认识中美力量对比基础上制定务实稳妥的政策,加强双方的交流对话以增进互信,拓展对美交往的渠道。而美国则需要尊重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和重大关切,调整心态,接纳中国的发展和崛起。     

生态治理中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智猪博弈”及其破解

在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面临着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导致其缺乏执行相关政策的积极性,从而与中央政府形成了经济学上所讲的"智猪博弈"的局面.破解"智猪博弈"需要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上的事权财权,全面引入"绿色GDP"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实现"区域限批"制度化,不断完善生态治理问责制度,进一步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清末新政中行政审判制度的解读

行政审判作为宪政的根基,任何一个迈向宪政国家的改革都无法绕开.晚清的立宪改革无疑为行政审判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提供了政治可能性.尽管清政府的政治改革未能如愿,但其中的行政裁判院与行政裁判院草案却开启了行政审判制度的中国之门.行政审判作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内容之一,其中的曲折见证了行政审判与政治改革互为彼此、相伴相生的关系.     

引导 自学 研讨——试论研究生培养中的教与学

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以及师生之间如何进行交流与互动 ,直接关系教学效果的好坏 ,影响教育目标的实现。在研究生教育中 ,体现导师主导作用的方向性引导、体现研究生主体地位的创造性自学、体现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双向互动的专题研讨式教学 ,是实现研究生培养目标的有效途径。     

我国贫富差距现状与对策

中国贫富差距的存在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然而贫富差距怎样界定 ,这种差距达到何种程度、怎样缩小这种差距仍存在分歧和争议 ,本文就此提出了个人的浅见     

情感因素在大学英语多媒体课堂中的作用

本文指出将积极情感因素引入多媒体课堂有益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从而进一步强化多媒体教学的优势。     

“精神劳动”和“精神产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读

理论界所谓的精神劳动就是脑力劳动或智力劳动,其本质是物质活动;精神产品作为精神劳动的产物,也具有与物质产品不同的经济特征,而科学知识是精神产品的典型代表,并且日益表现为精神生产资料,故澄清对精神劳动、精神产品等概念的模糊认识和误解,是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精神劳动和精神产品理论的首要任务。     

1998年、2008年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三定”规定比较研究——基于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相继经历了6次比较大的机构改革,纵观这6次机构改革.尤以1998年和2008年的动作幅度最大、影响范围最广且具有标志性的意义.1998年和2008年这两次机构改革,都是以职能转变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但这两次又有所不同.本文通过两次机构改革中形成的"三定规定"的研究,以政府职能转变为视角,分析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取得的进展与成就,同时根据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找出不足,明确下一步改革的方向,这对于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