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机制、行业聚集与国有工业部门绩效变动模式

1978年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绩效呈现出U型变动模式.1992年前,在卖方市场和短缺经济的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提高而利润率却大幅下降.其中的症结在于以内部人控制、软预算约束和行政干预为特征的治理机制.1992年后国有企业的绩效在谷底徘徊,并从1998年开始大幅上升.在市场竞争加剧和治理机制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国有资本向高利润行业的聚集和对民间资本的进入限制是国有企业绩效整体改善的关键.当前依然应当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的取向是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大股东控制影响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我国上市公司所面临的内部治理机制特点及外部治理环境,从大股东行为的视角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加入年度控制变量、行业控制变量和公司财务特征控制变量后,对三项反映大股东行为特征的因素,即大股东持股比例、大股东属性和制度环境因素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持有较多的现金,大股东的高持股比例是其占用企业资金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基础。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因遭受较强的外部融资约束而持有较高水平的现金。此外,制度环境的发展程度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表明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公司持有较多的现金。     

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两点反思

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近年成果颇丰,但也出现略偏于虚悬的倾向.思想史研究首先要让思想回归于历史,其次要尽量体现历史上的思想,第三最好能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特定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进程.同时将我们史学中已经淡出的具体单个的"人"召回到历史著述中来,让读者在"思想"的产生过程中看到思想者怎样思想,构建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史.     

发展价值论语境下的最终价值目标

社会发展的价值问题,是关于社会发展所要满足什么样的需求的问题以及为谁而发展和怎样科学合理地发展的问题,这一问题内涵于不同的发展观念中并支配着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行为.社会发展理念从GDP崇拜到GNH关怀的转变促成了人类关于社会发展价值目标由崇尚经济发展转向崇尚以人为本,关心人类社会的生存状况和命运,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幸福的一个全新的价值世界,终于找到了人类发展的最终价值目标.     

国际法的性质与效力依据:新视角下的再考量

在新的世纪,国际法的基本理论需要进一步创新与发展.对自然国际法的扬弃,以及对国际法的一分为二,是再考量国际法性质与效力依据的基本前提.自然国际法与实在国际法存在互动关系,自然国际法决定着实在国际法,实在国际法反作用于自然国际法.自然国际法对国际社会成员具有抽象的拘束力,国际法的拘束力完整地体现为自然国际法的抽象拘束力与实在国际法的具体拘束力的结合.国际法是法,特别是在纳入自然国际法之后,国际法将成为完备的、自成体系的、具有形式合理性的法.自然国际法的效力来自国际社会规律;实在国际法的效力来自各国意志的协调.自然国际法的效力依据决定了实在国际法的效力依据.     

试论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

实践存在论美学是对实践美学的新发展,实践存在论美学提出的三大基本思想是朱立元关于"实践美学"思考中最重要的环节,这三大基本思想由朱立元首次提出并运用到其美学理论中,它们共同构成了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独特理论内涵.其阐述问题的独特角度,对于实践美学向纵深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住房保障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基于1997—2010年的数据

住房保障政策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之一,但社会各界对住房保障政策实施效果缺乏统一认识,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基于1997—2010年国家宏观数据,在控制国民财富和城市化等因素的基础上,评估了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效果,重点分析了长期住房保障政策和2008年短期政府强力干预政策冲击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住房保障政策显著平抑了房价,但并没有抑制住房购买量,增强了民众购买价廉物美住房的可能,总体上增进了国民福利;2008年政府强力干预政策冲击与长期住房保障政策联手显著抑制了房价上涨,对住房销售量也有负向作用。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本文解释了研究结论与现实存在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协调长短期住房保障政策、保障住房政策实施效果等建议。     

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

本文着重讨论了四种道德学派即:以休谟和斯密为代表的道德感派、以儒家为代表的良知派、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和以康德为代表的自由意志派。并从两个方面对道德进行划分:从动机上把道德分为理性的和情感的,从层次上把道德分为功利的和道义的;进而将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情感主义、理性主义、功利论和道义论纳入一个统一的层次结构。与此同时,对儒家伦理和西方伦理做了较为深入的比较,揭示出二者之间的不同发展路径和互补格局。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