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ets or networks: Households’ choice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y in Western China

We argue that households’ choice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y is conditioned by households’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s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Analyses show that households’ social network size and network composition affect their choices by limiting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social influence one can access through social ties. Moreover, we find that high-SES families favor formal intermediaries due not only to their richer financial knowledge, higher affordability, and greater capacity to repay loans, but also to their high demands and special types of financial needs that can hardly be satisfied by embedded resources.     

跨国实践中的社会地位补偿——华南侨乡两个移民群体文化馈赠的比较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移民通过文化馈赠这种跨国实践极大地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但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不同类型的移民群体的跨国实践模式不尽相同。本文借鉴以往国际移民与跨国主义的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社会地位补偿"的范式,对分别来自广东五邑开平与海南文昌下辖两个镇的移民群体进行比较。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移民对于侨乡的文化馈赠不仅受到其个人出国前后社会地位变化的制约,而且还受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特定的祖籍国和移居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位置的差异,移民群体在移居地的不同社会境遇以及侨乡的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均对文化馈赠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上述这些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社会地位补偿的特殊机制,影响移民跨国实践中的文化馈赠。     

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资本与市场化

社会资本与市场化的关系是:对于市场化而言,社会资本是一种有益的非市场力量,还是市场力量的另外一种形式?从文献中可以看到,社会资本与市场化均属不易被操作化的变量,因此围绕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也各有不同。本文对2009年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大型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化的不同测量对社会资本与市场化关系的判定影响很大;但是三种不同的测量仍然产生了一个一致性结果,即市场化进程在提升了社会资本的"认可度"的同时降低了社会资本的"含金量"。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探讨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过多地、直接地参与经济活动,二是城市化加速导致地方政府举债。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总体判断仍为风险可控。一是地方政府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在40%以内,远低于60%的债务率标准。二是中央政府有非常强的控制能力,在各级政府间平衡债权债务,使得中国加总的净债务率较低。三是中国整体的资产负债表仍然健康,尤其是中央政府保持相当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体制性的解决办法是治本之道。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地方政府不规范借债问题,须建立规范化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城市历史建筑保护对策研究——以粤港为例

随着经济和商业社会的发展,城市开发建设不同程度地蚕食历史建筑,破坏历史街区的整体风貌。历史建筑是人类发展痕迹的见证,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地域文化。保护历史建筑也是保护地域文化。粤港政府在历史建筑保护工作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通过分析粤港两地历史建筑保护措施,提出对城市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的对策建议。     

广州市随迁生义务教育政策研究

广州市没有对随迁生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导致在贯彻"两个为主"政策上困难重重。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议主要包括:明确义务教育公共产品属性、设置随迁生就读的合理门槛、修正"两个为主"政策等。     

基于消费者价值的品牌关系形成机理

品牌关系研究是目前品牌科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课题。在借鉴国内外消费者价值、品牌关系和品牌忠诚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由价值感知、品牌情感和品牌忠诚三个要素构成的基于消费者价值的品牌关系结构,并分别从变量和维度两个层面上对这三个要素间的作用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以期从消费者价值整体视角对品牌关系的形成机理进行深入解析。     

变性手术法律标准研究

变性手术具有高度伦理性、高侵袭性、高风险性及后果的不可逆性,国家法律必须对其进行规制。"变性人法律与就业政策国际联合会"制定的《变性人医疗法律标准》和"世界变性人健康专业协会"制定的《哈利.班杰民性别焦虑国际协会性别识别障碍医疗标准》(第六版)在变性手术标准方面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我国卫生部《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存在一些限制患者权利的条款,建议删除患者应提交无罪证明、性取向不能为同性、患者未在婚姻状态等条款。     

改革攻坚:对当代中国改革一个重大基本问题的分析

改革攻坚源发于我国后发现代化语境下政治权力主导的渐进改革模式。改革攻坚是针对处于体制核心领域即政治权力系统中严重阻滞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消极因素而言的。这些消极因素包括实体因素、体制因素与具体问题因素三个相互交织、相互强化的层次。改革攻坚意味着政治权力系统必须针对自身深化改革,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制度规范性与治理有效性。中国改革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攻坚阶段。     

服务企业绩效差异源泉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服务企业绩效差异的主要源泉是来自行业效应还是企业效应?",通过对2002-2009年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利用方差分析法衡量了行业、企业、年份的主效应以及年份与行业的交互效应对服务企业绩效差异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1)服务业有较强的成长能力,可能会有一轮新的资本规模扩张形势;(2)企业效应对服务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起着决定性影响,服务企业要获得可持续超常盈利能力的根本途径,是运用其独特的、无法被模仿的资源来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而非多元化进入更有获利能力的产业,更不可能依赖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动;(3)与盈利能力不同,年份效应对服务业上市公司成长能力的影响仅次于企业效应,这种差异性深刻地揭示出投资者的非理性和资本市场亟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