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屋与主客：康定锅庄“女性当家”与“权威中介”的再思考

在历史上，康定锅庄是沟通汉藏贸易特别是边茶运销的关键环节，当地藏语称之为“阿加卡巴”（a-skya-kha-pa）。在既有研究中，学者普遍将康定锅庄视为一种专门的经济组织和中介机构。但是，这种看法并不完整，因为锅庄在“市场之下”还有嵌入社会结构的另一个面向。一方面，锅庄的名号是当地家族的房名，在命名、释义、析分和继承方面都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规则；另一方面，锅庄与客商最初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商业伙伴，更有主客的面向。认识到锅庄的这些地方属性有助于澄清学界对锅庄“女性当家”和“权威中介”的误解。实际上，锅庄“女性当家”的现象并非母系社会或性别意识的产物，而是家屋制度下继嗣与婚姻并重的结果；“权威中介”地位的获得也不是出于锅庄在商业上的成就和重要性，而在于锅庄主人的声望，是阿加以主人而非中介身份参与贸易的结果与体现。     

戴维森、达米特的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的形而上学渊源

西方形而上学整体演进的理论视域下,实在一词具有核心性价值。当代实在论、反实在论思想的特定形态,是由哲学传统中不同形态的本体论,经过认识论的过渡,最终转向语言从而生成的。这为西方形而上学发展脉络的明晰提供了关键支撑。代表不同哲学发展阶段具体形态的实在论思想,定会引发与之对应的反实在论。这种构成各个阶段的形而上学主题的方式,应被视为“实在—反实在”哲学范式。西方形而上学的整体发展在这一独特视角下呈现为二者具体理论形态之演进。戴维森、达米特的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是以此为理论渊源,基于现代逻辑、当代意义理论的新进展所形成的西方哲学后语言转向的新产物。继弗雷格、维特根斯坦之后,戴维森、达米特开启的基于意义与真的实在问题之争,决定了各类不同程度、形态的实在论观点所坚守的共同理论底线。这一理论临界点和论争焦点就是是否坚持二值原则。     

经济集聚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川渝地区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对比分析

经济集聚和乡村振兴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重点问题和现实诉求，二者能否"相得益彰"备受关注。虽然现在脱贫攻坚任务业已完成，考虑到"贫困陷阱""顽固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等关键问题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实现传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破除连片特困地区的相对贫困桎梏和防止返贫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文章在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了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认为经济集聚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对邻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对称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同时具有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作者以西部经济最活跃、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川渝地区218个区县为样本，将反映地理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部样本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民的增收减贫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和"滚雪球"特征，具有长期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但其短期效应并不显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仍然是较长时期内地方政府必须加以重视的工作重点。对传统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两类地区分样本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空间非对称性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的特征，经济集聚不仅不能有效促进边远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状况的恶化。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认为在肯定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后脱贫攻坚时期，既要不断增强经济集聚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要重视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在减贫效果上的差异，合理调整政策，有意识地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和深度扶贫政策相结合，切实做到持续改善贫困县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