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胡如雷先生与隋唐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雷通过回顾唐长孺领导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出版的整个过程,介绍了古代文献资料整理的特点和规律。张国刚认为,在中国20世纪学术发展的宏观走向上,出现了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演变过程,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冻国栋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了唐长孺在中古史研究方面的取得的突出成就,对唐长孺的治学理路和特点作出了准确概括。宁志新和黄正建侧重分析了胡如雷在历史研究中所运用的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并对这一治学方法做出了客观和科学的评价。孙继民在20世纪学术史的背景下,从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分析和确认了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史学研究成就和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认为陈寅恪的特点是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唐长孺是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胡如雷是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新农村要打破小农社会的内在稳定,必须引入新的要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要引入的最重要的要素是制度。但制度的学习引入需要非正式制度发生相应变化,由此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改变非正式制度,特别是农民的不利于发展的观念与小农社会的规范与习俗。为此,必须加大对社会文明基础设施投入的转移支付的力度,以促进信息、人口流动,改变农民所处的环境,从而促使农村非正式制度的变化。     

政府主导工业化: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存在着阶段性,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技术和组织特征;但它没回答促使经济发展技术和组织特征变革的内在动力是什么,许多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遇到了“发展陷阱”.本文通过对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经验进行总结认为,经济发展存在动态阶段性,经济体系没有内在的冲破阶段阻碍的力量,政府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发展机制可以通过内在制度安排和协调缩短寻找转型的痛苦时期,避免经济陷入“发展陷阱”.对中国经济发展60年历史经验的分析,补充了现有经济理论关于政府作用的论述.政府主导工业化、主导超越经济发展阶段性的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对经济发展理论的最大贡献,因此本文认为构建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应以政府主导工业化为核心.     

边缘心理学对主流心理学的批评

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始终伴随着批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女性主义心理学、后现代心理学、后殖民主义心理学等处于边缘地位的心理学分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主流心理学展开了批评。这成为主流心理学自我反省、不断完善的动力和源泉,促进了主流心理学反省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完善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关注心理学理论与生活实践的关联。     

基于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的产业集群形成机理分析

分工理论经历了斯密、马克思等不同时期的发展,已经非常丰富,但依此为基础系统分析产业集群形成机理仍有必要。产业集群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人们为降低专业化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和获取由社会分工产生的报酬递增的一种空间表现形式。     

欧洲“三十年战争”对近代政治的影响

欧洲＂三十年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德意志内部的原因,也有欧洲诸强错综复杂的外部原因。战争的过程体现了利益冲突以及地缘政治的需要,持久与残酷的战争所造成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一方面使德意志民族陷入分裂与落后状态,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有其积极意义。     

论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及对儒道的态度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以其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为世人所瞩目。对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学界多认为是来自于道家。本文论证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应是源自于对孔孟自由经济思想的继承,同时分析了司马迁对儒道的不同态度。     

霍布斯政治学说评析

霍布斯是欧洲哲学史社会契约论的著名代表。他的全部政治学说的基础就是其 社会契约理论,而其政治学说的核心却是集权主义的国家观。霍布斯的政治学说既体现了当 时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同时又具有唯心主义和反人民的性质。 因此应对其政治学说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     

国际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新论

我国以往对于国际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内涵的界定只涉及到实体意义,不涉及程序意义,是对罪刑法定内涵的误解。从其作为宪法原则的地位、本身内涵以及国际刑法二重性的要求来看,罪刑法定都应当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含义。国际刑法中实体意义罪刑法定的主要内容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程序意义的罪刑法定的主要内容是正当程序原则,包括程序的合法性和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合法性。     

论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地位与功能

当前农村社区受制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高度的行政化,社区认同感日益薄弱,阻碍了社区自我管理的实现。因此,政府需要在社区去行政化起步及过程中实现自我规制,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要实现农村社区的快速发展,也必须依赖政府所掌握的资源,故而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具有主导地位,应通过改革行政机构、构建社区对话平台以及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来促进社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