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公室族属、世系暨作家群体事略考——春秋时期晋国世族作家群体与文学创作研究之一

晋公室为帝喾高辛氏元妃姜嫄子后稷弃之裔,始封君为文王昌之孙、武王发庶子唐叔虞,春秋时期世系为:穆侯→文侯仇、公子成师,文侯仇→昭侯伯→孝侯平→鄂侯郄→哀侯光、晋侯缗(无后)→小子侯(先晋自此绝),公子成师→庄伯、韩万(后别为韩氏)→武公称→献公诡诸→太子申生(无后)、文公重耳、惠公夷吾、公子奚齐(无后)、卓子(无后),文公重耳→襄公讙、成公黑臀、公子雍(无后)、公子乐(无后)、公子儵(无后)、公子刘(无后),惠公夷吾→怀公圉(无后),襄公讙→灵公夷皋(无后)、公子捷→公孙谈→悼公周、扬干(无后)→平公彪、公子慭(奔卫,无后)→昭公夷→顷公去疾→定公午→出公凿,成公黑臀→景公獳→厉公州蒲(无后)。其中,有传世文学作品者为献公诡诸、太子申生、文公重耳、襄公讙、厉公州蒲、悼公周、平公彪、昭公夷、顷公去疾、定公午,献、文、襄、厉、悼、平、昭、顷、定九君可称之为晋诸公作家群体,太子申生属晋公族作家群体。     

儒学价值的当代转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且结构复杂的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建立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克服中国元素少、只注重文献诠释而忽视对"活着"的传统的考察等倾向。儒学价值的当代转换及其应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应注重从文本到现实,从具象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象的互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的脉络,使理论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继承和弘扬儒学的道德自觉等精华,要以确立现代法权人格为前提,凝练核心价值观应着力于人格的修养与社会正义的互动,儒学传统中的仁爱、和谐、责任、自强等理念可以与公正、民主、信用等价值进行综合创新。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

公共服务市场化在西方的实践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广泛的内涵,作为西方各国行政改革最核心的部分,它使政府从繁杂的公共事务中脱离出来,同时在相当大程度上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水平。因此,公共服务市场化对我国政府行政改革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借鉴别国的实践经验为我所用,构建公共服务新体制,是实现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目标的新途径。     

浅议英汉文化差异与翻译策略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最主要手段之一,是和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翻译活动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同时也揭示了文化差异存在可译性.英汉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宗教文化背景、价值取向、风俗习惯等方面,当文化差异现象在翻译中需要保留或无法求同时,可以采用直译、意译、阐释、信息的增删等翻译策略.     

论韩国金融部门改革

韩国金融危机是由于东亚金融危机的连带影响和国内经济结构造成的,为此韩国政府对财政、商业、劳动和政府 四个特殊部门进行了改革。在财政改革方面,成立了新的财政监管机构,在政府领导下关闭处理由问题的金融部门,增强金 融企业的竞争力。四年的改革使韩国迅速恢复了主要经济指标和存款利率,财政行业全面复苏。     

从全民阅读时代到全民写作时代（下）——论世界“参与新闻”运动

20世纪末,公共新闻运动虽经10年之久,却依然无法根本改变普通市民无法获取近用权、参与公共生活的状况。传统媒体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体系内部的改革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在移动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参与新闻在传统媒体系统外部逐渐兴盛开来。这种新闻传播模式并非是要取代传统模式,而是在一个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中与传统模式互为补充。     

探索文明的进路——西方媒介社会学的历史、现状与趋势

为更好地讨论和发展媒介社会学,赋予其更广阔的理论与实践内涵,文章为媒介社会学划定了一个大致的学科领域范围。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西方媒介社会学的理论渊源和十大理论成果,认为媒介社会学的发展应该超越单纯的传播学分支学科概念,成为理解传播现象和推进社会理论的潜在范式。同时指出,对于媒介符号充斥的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社会组织方式的研究是媒介社会学的关注焦点,也引领着其未来发展趋势。     

我国多层级政府下市管县改革的困境与调适

在我国省—市—县—乡四级制为主的地方层级结构中,市管县体制由于省以下缺乏完善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事权支出和财权收入划分不明,市县矛盾突出。改革市管县体制,要充分考虑政府间的权责配置和财力匹配问题,因此要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责事权,配置相应的财力资源,从而实现多层级政府间的协调发展。     

论信息化建设的六大构成要素及其宏观调控

分析了信息化建设的六大关键要素 :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信息网络建设、信息技术应用、信息资源建设、信息政策和法规建设、信息人才培养环节的发展进程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发展对策和途径     

我国反垄断法应当设置刑事制裁制度

非法垄断行为直接侵害自由、公平的有效竞争秩序,破坏市场经济的自由根基,进而损害国家利益、整体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应刑罚性”。因此,我国反垄断法应当设置刑事责任制度。我国应当学习借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方面的经验,运用本身违法原则或“先行政后司法”原则来分清垄断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对行政垄断、卡特尔、纵向价格限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实施刑事惩戒,充分发挥刑罚在竞争法律责任体系中的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