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社会影响的多元性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上承夏商周文明之精华,下开两千年中国思想之正统.它虽然因为长期与封建制度同生共存而不可避免的带有腐朽落后的因素,但它并不单纯是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和历代政治制度的附属品,它更积淀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包含着中华民族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和智慧结晶,它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多元的,应该全面辩证的看待儒学.     

民间信仰的情感维度与村落公共生活的整合——以桂北村落为考察对象

桂北村落以"天地国亲师"为崇拜对象的传统民间信仰把集体仪式嵌入到村庄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在人们情绪高昂的时刻唤醒内心深处的亲情,人们在子孙绵延的情感之链中寻找安身立命的基础,祖先与子嗣在阴阳两界之间互相支持,而兄弟与村友成为在同一块土地上延续永恒的同道者。通过以丧礼为代表的情感宣泄机制,人们直觉到村庄共同体的存在,并产生出宗教般的神圣感。这种信仰型塑了全体村民对于村庄的深切认同与情感依恋,使得他们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甘心付出,并主动承担责任。     

协调社会政策与促进两性平等（摘要）

社会政策是指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和提高社会福利而颁布的各种政策和法律、法规。社会政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过程中。随着国家经济快速、稳定地增长,一些社会问题凸显,性别不平等就是其中一例。     

孩次、生育时间与生育水平——基于中日韩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变动与差异的机制研究

文章描述1990 ～2015年间中日韩三国妇女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特征,揭示孩次结构和分孩次生育时间对平均生育年龄指标的影响,分析三国部及国家间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时期变化与国别差异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观察期间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先下降后上升;平均生育年龄的提高是孩次减少与生育推迟共同作用的结果,后者的影响极为显著,但21世纪近5年的在机制表现值得关注.与日韩相比,中国妇女总体及分孩次的平均生育年龄都相对偏低;三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上升态势后的在机制存在差异.文章还就平均生育年龄指标在衡量生育时间的准确性问题,以及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时间在提升生育水平方面的政策意义进行讨论.     

文化体制改革情境下的文化产业立法构想

The academic community now increasingly appeals for and researches on optimizing Culture Industry Legislation in China,but scholars are debating on some important issues. The paper w ill be focused on the necessity,purpose of adjustment,feasibility,design and some other aw areness issues and propose some relevant view points. ( 1) Culture Industry Legislation has many draw - backs and lags behind the grow th,so w e should accelerate the progres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2) the purpose of legislation is to manage and regulate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culture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症结

政府绩效就是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政府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履行职责的过程和结果。政府绩效评估既要针对政府行为过程是否合法、符合程序,又要针对行为结果是否经济、有效。由于目前我国"政治上位的政治行政一体化"体制对绩效评估的制约和排斥,绩效评估没有成为有效的约束、激励政府行为的机制。本文从政策学角度,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了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主要特征和问题,并提出从体制上和制度上推进政府绩效评估。     

民族高校培养双语法律人才的目标定位——以内蒙古为例

近年来,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类经济纠纷也在日益增多。蒙古族群众,在普法宣传政策不断深入贯彻的影响下,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在不断地增强,随之而来的就是蒙汉双语法律人才的紧缺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内蒙古民族高校的法学专业,应肩负起培养蒙汉双语法律人才的重任。本文阐述了内蒙古高校法学专业培养蒙汉双语人才目标定位的意义,并就人才培养中存在的困难以及解决的对策,从师资、教材、资金和生源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文学想象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论中的悖反性存在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自19世纪被正式提出后,直至今天仍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尤其在20世纪",现实主义"的泛化使其完成了文学越界,其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众多领域。现实主义在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对接"的过程中,关于文学想象这一争议性话题始终进行着自我悖反性言说,即在理论预设上为了张扬现实而排斥想象,但在创作实践中却又无法回避想象。"现实主义"对文学想象的刻意拒斥,削弱了文学想象在文学创作论中的地位,对其后的文学思潮与创作实践产生了极大影响。对这一问题的厘清,不仅能够深化人们对现实主义这一文学创作思潮的理解,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我国新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方向。     

从彰显到消失:集体主义时期的家庭劳动(1949-1966)

集体主义时期,为追求经济超速发展实行高积累低消费"以生产为中心"的发展策略。国家有意识地把性别化分工编织进大生产体制,由妇女无酬承担起绝大部分的再生产职责。国家对于妇女的家内劳动并非完全"看不见",而是努力对家务劳动进行理论化,以确立家务劳动及其承担者在社会主义生产体制中的位置。女工、农妇、职工家属/家属工三个妇女群体与生产的关系决定了国家对于她们家内劳动的不同态度以及她们的政治地位。     

反思和重塑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三重路径——以奈格里为中心

奈格里立足劳动-工人阶级和工作-资产阶级的对抗逻辑,把劳动视为单纯的主体创造能力和获得自由的现实根源,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重构为以本源性、创构性和绝对革命为核心的激进主体理论,强调制宪力的主体化和政治的社会化,拒绝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任何连接。阿伦特对劳动-工作的区分与奈格里完全不同,她把劳动描述成满足人类生命需求的活动和默认暴力的前政治活动,认为马克思将自由等同于劳动解放,进而明确与社会相分离的政治之自主性和制宪原则的非对抗本性。卢卡奇和奈格里一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转向,他立足实践的社会历史范式,将劳动重塑为立足历史性、人之主体性和去目的论的历史-社会本体,恢复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因素,最终割裂劳动-生产领域和政治革命。三者基于特定的理论立场,遮蔽或弱化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科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