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的中国企业行为

在1979—1989年十年经济改革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变革,旨在提高国民经济劳动生产力。虽然开始时主要集中在农业方面,但政府也在努力改善非农业部门的运行。在改革之前,这些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控制,按照中央计划经营。改革中许多决策权被下放给企业,或起码下放到地方政府。例如,到1985年,大多数企业可以对产量品种、     

法国的都市人种学:从异国情调的社会到现代都市

1984年,G. 阿尔塔博分析和探讨了都市人种学研究的三大趋势:重点研究不同国家的移民聚居现象的都市人种学;继承芝加哥学派传统,主要通过对比乡村或传统社会的群居性,研究城市中的人际关系准则的都市人种学;侧重研究城市居民想像出来的事物的都市人种学。这篇研究论文的发表先于其他持不同观点的人,如C. 佩托纳探     

东欧的未来:挑战、问题、战略

东欧正在经历一个变革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三个自然阶段:破坏、清理和重建。欧洲东部正处在第一阶段。显然还必须走一段最艰难的历程,这对欧洲大陆这部分地区的变革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国家正在“路途”中,尽管这条道路的出发点是清楚的,但是今天还无法说清楚这些努力的目标及其最终结果。这些国家变化的程度、规模和特征,它们同过去的关系以及在寻求自身的同一性时的选择标准都不尽相同。     

谈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看法

在改革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概念成了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因此,人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向自己提出了制定社会主义模式,即社会主义构想的任务。依我所见,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与空想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就没打算勾画一幅未来社会的最终蓝图。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批判了一些空想主义者,因为这些人竭力按照臆想的方案组建社会,幻想实现乌托邦社会。恩格斯在给英国社会主义者爱·皮斯的一封信中说,他和马克思对未来     

日本文化论及其社会背景

一、一座新的研究所“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创立,接受了国库3.08亿日元的捐助,所长梅原猛。主要研究领域是解释日本文化。这一研究中心在日本国内虽然不是唯一的,却处于国际日本研究的中枢地位。研究中心的目标是对日本文化进行国际性跨学科研究。此外为配合国内外的日本文化研究,提供有关日本文化研究的信息,组织国内外学者开展共同研究等学术活动。通过这种组织者的作用,该中心扮演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的主要角色。中心创立的前史可上溯到70年代。当时的大平正芳首相责令组成“文化时代小组”,     

访宝岛 话交通——访台记实

拥塞的高速公路 飞机徐徐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出了机场就上高速公路,据陪同翟先生介绍,这条中山高速公路北起基隆,南迄高雄,并以支线连接台北桃园和高雄小港两个国际机场及台中、高雄两个国际港,穿行于台湾岛西部平坦地区,线路大体上平行西海岸布设。这条公路自1978年建成以来,极大地促进了台湾西部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促成了该地区的都市化,目前全岛有67％的人口集中在台北—基隆、新竹—台中及台南—高雄三大都会区。 我们的汽车开始在支线上行驶,不久就上了向北的干线。干线宽度以4车道为主,最宽处为8车道,但行车密度骤然增加,不时出现塞车。高速公路塞车属台湾一怪,据说,有     

对关于统计推断性质的十四个难以理解和有待澄清的问题的思考（下）

十四、概率上限和概率下限在理论和实际中有什么作用?　　由于具体的或认识上的概率的上、下限产生于不同的环境,短语概率“上限”和概率“下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在格罗宁根,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一种对后验概率构造置信区间的传统[126,4]。在罗吉斯蒂回归中,即使对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也可得到类似的结果,见[70,17]。标准误和置信限加深了评估中涉及的统计不确定性的印象。除了这些统计不确定性外,还存在系统误差引起的不确定性:参数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总是错误的。因此将精力集中在这些统计不确定性上多少是一种误导。然而在…     

对关于统计推断性质的十四个难以理解和有待澄清的问题的思考（中）

四、是否应该把非参数和半参数表示法强加进似然方法的框架中?　　但尼尔·贝努利[21]曾预言似然方法拥有渐进有效、对于大多数参数问题行之有效的可计算性等优点。如果参数的数目与观测值的数目成比例地增长,这些优点就会逊色不少。结果的不一致性和识别问题(属于变量误差模型     

国外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新进展

1980年代以来，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经济社会学日益复苏，并出现了所谓的新经济社会学。其最基本的研究旨趣是，秉承早期阶段的社会学，从广泛的制度与文化角度来研究解释经济生活。     

《有关蒙古和内陆亚洲文化历史的两部珍贵文献》前言

细考蒙古法律方面的研究,外国学者和研究者对大蒙古国及其后来的法律文献研究多年,出版了大量论著,这些成果目前已被学术界所熟知。他们虽然都依据众所周知的资料进行了对勘和比较研究,但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进行深入研究者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