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网络嵌入与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企业技术管理的重要核心之一是人员管理。研发人员是高技术企业的核心人力资本和主导资源,具有典型的稀缺性、创造性、主导性、体验性以及高信息需求等异质性特征,能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满足研发人员的异质性需求,激活其创新潜力和活力,是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和管理技术人员的关键。        聚焦于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的异质性需求特征,运用创新网络嵌入理论,提出创新网络嵌入、创新效能感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假设模型;借鉴成熟量表,设计相关测量变量的调查问卷;利用Spss 19.0和Amos 21.0软件,对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的269个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考察创新网络嵌入对研发人员创新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并验证创新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的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对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关系嵌入仅对创新过程具有正向影响;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创新效能感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效能感对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效能感在研发人员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创新过程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结构嵌入对创新结果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从技术人员创新绩效管理的微观视角入手,探究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创新绩效的内涵、实质和影响因素,对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的创新网络嵌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创新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以及创新网络嵌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中关系嵌入悖论进行实证检验和解读,提出提升高技术企业研发人员创新绩效的创新网络嵌入式开发策略,包括聚焦产学研战略协同和集群创新、强化关系网络建设和位置管理、营造宽松氛围以提升创新效能感等。     

母国区域制度质量对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是跨国企业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的重要战略决策。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意识到制度因素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但大多集中在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影响的研究,很少考虑母国区域制度环境的复杂性,且缺乏相应的实证检验。         在此背景下,基于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探讨母国区域制度质量对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机理。以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为调节变量,以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构建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以2015年进行海外市场投资的210家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①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呈正相关关系,即所处的母国区域制度质量越好,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②母国与东道国间的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负向调节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正向关系;③社会资本对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民营企业获得的社会资本越多,对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把控能力越强,越倾向于采用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研究结果展现了中国市场分割情景下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独特性,拓展了国际商务领域对新兴国家制度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促进了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在国际商务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在管理实践中,民营企业在进行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其所在的区域制度环境,同时也要善于构建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以提高企业战略决策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中共七大党章的特点及地位作用

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是中共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章之一,是我党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制定的最完备、最详尽的一部党章,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高管权力强度、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公司业绩波动性--基于新三板公司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0年至2014年新三板挂牌公司共330个观测值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公司业绩波动性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实证检验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对高管权力强度与公司业绩波动性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高管权力强度越大,公司业绩越高,公司业绩波动性也越大,高管权力的提高对新三板企业来讲"利弊参半",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能够削弱高管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     

中国地方NGO生成机制的制度分析

地方NGO作为一种具体制度安排,其生成机制主要是在外在制度环境的作用下,以潜在利益为基本诱因,外在制度需求与内在制度供给相互契合推进,从而激励地方公民合作创设NGO制度安排的复杂过程。这是中国地方NGO生成的简要逻辑。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视角分析,在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中,国家与市场对NGO制度安排的供给、市民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地方制度转型的适应性安排、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竞争、地方知识精英的主导性介入与网络等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是六个关键性因素。特别是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与中国地方NGO的发展壮大过程相伴相生。分析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可以窥见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与发展轨迹。     

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实现路径探究

荣辱观教育属于道德教育的范畴,是当前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基础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前提.因此,要确保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取得实效,就必须遵循道德形成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即必须坚持道德接受的"知"、"情"、"意"、"信"、"行"五要素的有机统一.从强化认知、提升情感、坚定信念、磨炼意志、注重养成等环节入手,使大学生真正实现明荣知耻、好荣恶耻、趋荣避耻、扬荣抑耻、践荣弃耻的统一.     

建立和完善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环境育人机制

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当前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基础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一项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的系统工程,更是一项牵动国民教育全局、关系到社会整体发展进程的系统的基础工程,需要调动和协调方方面面的力量, 发动社会各界齐抓共管,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因此,建立和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环境育人机制则成为大学生荣辱观教育长效机制实现的重要保证.     

权力与文化:花蓝瑶社会变迁的新视角——来自六巷屯的调查与研究

以六巷花蓝瑶社区为田野点,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来探究作为大传统文化代表的国家权力,在乡土民族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调查发现,国家权力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上始终是最重要的政治性、经济性动力,地方族群文化在被纳入全国化、全球化过程中,受国家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影响最为深远.     

牟宗三、唐君毅之荀子研究比较

现代新儒家重镇牟宗三与唐君毅同宗"心性"儒学以研究荀子。他们在肯认荀子思想的儒家立场、梳理荀子"天生人成"的思想建构理路及论述荀子思想的客观性特点方面有相同之处,亦在解读荀子"天生人成"理路的具体涵义、阐释荀子的"心性"概念以及评价荀子思想方面有不小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他们不同的解读立场与不同的解读切入点。     

对文化创意产业标准化战略的思考

标准具有技术与制度双重属性.文化创意产业要做到“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业态、实现创意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政府和企业必须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标准化战略,构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分类和统计标准、文化创意企业和聚集区分类标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技术标准等三大类标准.文化创意产业的标准化作为一种超越产品、专利、品牌竞争的高层次竞争手段,在其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专利和品牌是对一种产品的垄断,标准是对一个行业的垄断,得标准者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