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政府回应能力研究

我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决定了政府必须不断提升回应能力的价值选择。在加强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如何从系统性视角审视政府回应定位、以整体性思维提升政府回应能力,值得关注。文章基于政治系统论,将政府回应全过程视为一个“输入—输出”系统,并结合数字政府建设背景,探索提出了以诉求信息的整合能力为基础、以公共价值的研判能力为支撑,以循证选择的决策能力为核心、以全程响应的督办能力为保障的政府回应能力体系。在此基础上,以成都市为例,应用该“输入—输出”系统对政府回应现状与问题开展分析,结果显示成都市当前政府回应存在信息整合能力仍有不足、研判专业能力仍待提升、决策转化过程存在封闭性、全程响应能力仍需强化四方面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改进建议。     

基于成本核算的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

政府绩效评价是政府评价主体运用一定的评价方法对政府绩效进行考核评价的过程。由于我国政府绩效评价起步较晚,部分地方还存在重投入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的问题,绩效考核结果的导向作用不强,成本核算成为提升政府绩效的核心。因此,文章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价,采用层次分析法从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教育科技、资源环境、成本管理、公共服务六大方面构建基于成本核算的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将其应用于H市政府的绩效评价工作,从而有效地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同时也有助于推进我国政府绩效评价工作的发展。     

扶贫典型人物事迹电影改编策略探析 ——以黄诗燕为例

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扶贫攻坚的模范人物,黄诗燕就是其中的典型和代表,将其优秀事迹改编成主旋律电影,既能凸显典型人物的榜样作用,又能向世界展现脱贫攻坚的中国经验。黄诗燕事迹的电影改编,其主题表达,要以讲好中国故事为核心,在展示其感人的扶贫事迹同时,向世界传播中国扶贫经验;其人物塑造,要以还原真实、塑造典型为原则,彰显黄诗燕的榜样形象;其剧情设置,应突破传统主旋律电影模式化的叙事手段,以点带面,虚实共构;其影像画面,应利用现实主义手法,通过在地性的空间变化和符号化的典型意象,向世界输出中国影像。如此,电影改编才能产生其应有的社会价值和观影效果。     

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水平测评与干预——以贵州省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具有其特殊性,相关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通过随机和分层抽样法,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选取100名学龄前流动儿童及21名学龄前非流动儿童作为被试,进而运用儿童入学准备综合测评工具对被试进行逐一测评。研究结果表明:非流动组和流动组儿童入学准备水平总分(M非流动组=40.95±6.88,M流动组=31.17±8.96),即非流动组入学准备水平总分高于流动组儿童。在入学准备的5个方面测试上,流动组在动作技能维度总分略高于非流动组,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学习方式、认知与一般认知、情绪与社会性、言语能力等4个维度,流动组均低于非流动组且存在显著性差异或边缘显著。针对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中存在的问题,需加强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扶持,充分利用家庭资源,坚持普及学前教育,持续推进普惠性幼儿园建设进程,完善学前教育入学准备评估体系。     

汉语“噙含”“叼衔”义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

根据“嘴巴含”的方式,可以将“衔”分为“衔1”“衔2”,分别表示“全含”“半含”。前者与“含”“噙”构成“噙含”概念场,后者与“叼”构成“叼衔”概念场。表“噙含”义的词较多地分布在医籍文献中。“衔1”主要分布在诗词中。“噙”的产生对“含”造成一定冲击,但“含”在书面语中仍比较活跃。“含”“衔”“噙”均有从“东西放在嘴里,不咽下也不吐出→藏在里面;容纳→带有”的词义演变。“含”“衔”又均有从“藏在里面;容纳→隐藏”、从口部动作范畴到心理范畴的演变。表“叼衔”义,明代以前只有“衔2”。“叼”在明代始见,字形又作“雕”“刁”等。将历史文献与现代汉语方言分布相结合,推测“噙”发源于北方地区。“叼”很可能是“长江型”词,兴起于江淮流域而后往北向西扩散。     

逆全球化、进口中间品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行业层面的实证研究

利用CEPII等数据库20062014年中国制造业和进口中间品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匹配得分双重差分法(PSM-DID)从逆全球化视角实证分析了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中国制造业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逆全球化对中国制造业质量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降低了高质量进口中间品对中国制造业质量的影响作用;通过行业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渠道,高质量进口中间品对中国制造业质量的影响作用明显减弱,研发对制造业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口中间品规模、行业规模、人力资本数量则对制造业质量产生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质量无显著影响.     

关系化用工:农业规模经营的社会基础

农业规模经营是中国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关键议题。农业规模经营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用工效益的差异,从而使一些规模农业经营主体陷入困境。采用嵌入性视角探讨农业规模经营中用工模式嵌入社会关系的逻辑及其影响。研究发现,农业规模经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化用工无法有效解决农业规模经营中的劳动监督问题。而将市场规则嵌入关系规则的关系化用工使得雇佣双方产生了利他倾向,进而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工人内在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使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摆脱经营失败困境。关系化用工的实现依赖于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在用工选择、生产管理和日常生活中充分发挥社会关系的积极作用,但社会关系范围和程度都是有限度的。因此,农业规模经营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处理好经济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社会关系。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政策的效应评估与机制分析

将粮食主产区 163个地级市中部分地区先行实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政策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政策对农业发展的因果效应、异质性以及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政策既能有效促进农业发展也能优化调整地区产业结构,并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因变量滞后一期的稳健性检验;政策效应异质性显著,山区强于非山区,农业规模较大地区强于小规模地区,政策效应伴随着农业发展水平提升而不断降低,表现出“益贫不益富”特点;政策主要通过发展生产托管、培育服务组织和引入现代化生产要素等机制释放政策红利,进而实现推动农业发展的目标。     

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

基于CFPS2014、2016、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耦合协同模型度量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效应,系统考察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推动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从影响机制看,宏观层面表现为提升农村流通效率与优化产业结构,微观层面表现为提高农民就业概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双提升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表现为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则与之相反。同时,数字经济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影响有所不同,其促进作用从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依次递减。     

欧美媒体涉华疫情报道态度资源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

欧美媒体涉华疫情报道错综复杂。作者自建欧美媒体涉华疫情报道语料库,并基于Fairclough三维分析框架,用James Martin评价理论中的态度系统梳理语料库文本,分析其中态度词汇的评价意义分布特征,研判欧美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态度趋势。研究发现:欧美媒体涉华疫情报道态度褒贬不一,其中消极评价话语偏多。这种他塑的中国形象建构与欧美国家的意识形态、利益关注,以及新闻传播者的价值观念、话语角色认知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官媒及自媒体有必要提升对外传播效能,关注新闻受众的阅读态度,从而有效展示中国的积极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