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风格

吴景超先生属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之一。其学术生涯可分为四个阶段,每阶段各有成就、特点及其成因。最后阶段虽成就最少,但先生之坚持最感启后人。吴景超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宽广,视野现代,视角科学,成果卓著,社会关怀突出,诸多结论具有前瞻性,在中国社会学学术史上留下了里程碑意义的建树。吴景超先生的学术风格,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他的学术境界和学术功力。     

澳葡殖民政府早期政治架构的形成与演变

澳葡政府早期政治架构演变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澳门开埠后不久到1835年议事会被解散,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并实施双重效忠的自治机构为主体的政治架构;第二个阶段是从议事会被解散至彼亚度出任总督之前,葡人内部建立早期殖民政府政治架构;第三个阶段是亚马留出任总督之后,公开完成组建澳葡殖民政府。     

深化与挑战:欧盟东扩及其走向分析

欧盟东扩极大地促进了欧洲一体化的深化,集中表现在欧盟超国家组织权限的进一步拓展以及多数表决制应用范围的扩大.但扩大对于深化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否定性,东扩因此又对一体化的深化带来了部分挑战:其一是新成员国的加入将增加一体化的整合成本与难度;其二是东扩推动下的部分制度变革将会对一体化的深化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东扩带来的挑战并不完全意味着一体化深化进程的停滞与终结,否定本身又孕育着推动一体化深化的新条件.     

城市大气中污染物扩散的施密特数研究

借助反问题方法对风洞实验工况选取不同施密特数进行数值模拟试验,分析比较了不同施密特数时街道峡谷内各个观测点的数值模拟数据和风洞实验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街道内大气污染物扩散的施密特数为0.7～0.8.     

古罗马妇女的家庭责任感

古罗马后期,妇女虽然可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但她们的主要活动空间还是家庭。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她们的家庭责任感更加强烈,并努力提高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甚至追求更大的权力。     

精品课程建设中教材编写的创新思路探索——普通高等教育《土壤学》(“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编写体会与实践

作者结合北京市精品课程建设,在组织编写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土壤学》的过程中,认为首先应明确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即在课程教材体系上有所创新,在课程教材内容上有所更新,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有所革新。同时在贯彻适用性和特色两个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编写思路的探索和创新实践,这包括摸清读者底细、确定专业目标、把握课程内涵、了解市场需求,及正确处理好理论与应用、深度与广度、难度与易度、传统与创新、利教与利学、知识传授与技能培养的关系。通过以上步骤,保证了教材的先进性、系统性和特色,并实现了网络教学。     

提高理科基地生毕业论文质量的实践与思考

毕业论文是本科教育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必由之路。近年来,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本科生毕业论文环节中暴露出许多问题,毕业论文的整体质量呈现下降的趋势。北京林业大学理科(生物学)基地通过几年的不断探索,在提高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培养创新人才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促进和深化学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代启示

“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是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只有在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进行科学批判的过程中才有新哲学的构建，这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这一文化逻辑不是在独立的传统哲学框架内形成和发展的，而是在历史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对我们在中国发展马克思哲学有两点重要启示：其一，撇开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把握和研究的关注，缺乏马克思主义各个研究领域的对话和交流，就会违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和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规律；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是通过对当代具体科学成果方法论上的概括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反思，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进程、机制、特点、规律及其趋势做出哲学层面上的科学解释并为实践提供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企业生态位理论研究现状与趋势

企业生态位理论作为组织生态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仍处于发展之中.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生态位宽度、重叠密度等角度研究生态位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影响,因此有许多尚待扩展的领域.本文主要对企业生态位理论研究主线、属性、主要流派等方面对企业生态位理论进行梳理与综合评述,并指出研究趋势.     

生态移民过程中的政府、市场与家户

通过对内蒙古S旗的实地研究，我们发现生态移民政策的实践过程是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精英、农牧民等多元社会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在复杂互动关系的背后是由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以及地方民众所形成的权力和利益网络。自上而下的生态治理脉络中，地方政府处于各种关系的连接点上，其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于一身的“双重角色”，使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