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

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是指权威机构不能顺利地获取必要的所属群体民众的忠诚,其评价结论对所属群体民众不再具有约束力,更无法转化为所属群体的实践行为的状态。这一状态的形成,是由于权威机构失去了合法性,丧失了作为社会群体的现实主体的资格;是由于权威评价活动失控,不再具有合理性;是由于权威机构对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机制缺乏自觉,从而使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无法通过良性机制发生作用;是由于社会群体不再具有统一的价值观念,因而对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认同发生危机。     

从描述的观点看"膜的新奇世界"

量子理论和膜理论标志着人类对世界的两类典型描述。量子描述建立在量的基础之上,这种基于量的形式化描述不仅与相对论互不相容,而且其本身会遇到难以处理的无穷大等问题。量子理论与相对论难以协调,归根结底由于量子力学描述只是单纯量的描述,而相对论则包含了形的描述。作为一种形的描述,膜理论扬弃了粒子而采用具有有限大小的膜,从而能使我们对世界的描述保持自洽。形的描述建立在几何的基础之上,不仅有利于扩大对于世界的描述功能,而且为各种尺度描述的统一提供了可能性。增加形的描述,至少是对于外部世界描述的一种很有希望的扩展。     

服务业国际转移的经济效应分析

在服务业日益崛起,服务业国际转移渐成趋势的背景下,利用修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服务业国际转移给移入国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理论阐释,分析了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四大效应、两大影响因素和有效转移的条件,并提出了促进我国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政策建议。     

价值链理论视角的我国企业集群隐性升级

全球价值链的现状是一个"放大"了的准等级型集群价值链。显性升级是企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U型曲线上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位置攀升,是技术导向性的升级模式;而企业集群隐性升级本质上是企业集群治理效率的提升,倚重于集群网络资本的生成与整合。与显性升级相比,全球价值链分工和我国产业格局现状决定了现阶段我国企业集群采取隐性升级模式更具可行性。章丘有机玻璃集群和诸城汽车企业集群的升级案例探索了我国地方企业集群隐性升级的实现路径。     

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作用分析

本文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了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认为公共投资通过提高私人投资回报率,可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的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的结果认为中国的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是很显著。对该结果的原因进行分析之后,本文提出的相应的财政政策建议是加强公共投资管理以提高公共投资效益和在总量上保持国家财政对教育和科学研发投资的稳定增长。     

奥林匹克视觉形象研究

现代奥运会是以体育运动为基础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奥林匹克视觉形象作为其精神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标志和思想内涵的视觉艺术表达。本文从艺术设计的角度,对历届奥运视觉形象的发展规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2008北京奥运视觉形象加以简析,预测奥运视觉艺术的发展趋势,以期对2008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起一定的推动作用。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研究述评

2003年至今,行政问责制一直是理论界和有关部门关注的研究主题,现有的行政问责制研究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已经取得什么样的研究成果,诸如这样的问题都是行政问责制的进一步研究所需要解决的,只有了解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及其不足才能更好地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史家历史思维结构解析

作为特殊的思维主体,历史学家的思维结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从个体角度看,史家历史思维系统内在心理因素具有三个层次:内隐动力层、理性智慧层和信息概念层。每一层次在史家历史思维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共同形成史家独具个性的历史思维图式。从社会角度看,史家的历史思维并不是单纯的个体思维,而是受历史、社会、阶级、学派等多重因素制约,具有明显的群体社会化特征。从思维序列看,历史理解、历史判断和文本表达构成了史家历史思维递进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史家历史思维能力与结果即贯穿在这一过程中。     

论社会和谐与司法克制主义——以法律解释为视角

"依法治国方略"已经实施了十周年,中国的法治进程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的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法治又被进一步强化了。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法治建设今后将是坦途。实际上,我国的法治建设才刚刚起步,作为执政党和政府主动推行的法治,其局限性是很大的。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也许是,法治的真正根基是公民社会对权力的制约,而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自觉意识。公民文化还在萌动之中,这意味着我国的法治还没有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这当然不是靠群众运动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我们的法律人和政治人有责任改变我们固有的臣民文化。现在,良好的契机已经到来,我们可以在和谐的旗帜下,探讨适合中国法治之路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法治方法。作为手段的依法治国与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在思想史上标志着中国主流思想的重大变化:即主导性的思想已经超越并度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思维方式已由革命转向了建设。和谐的秩序是我们实现一切目标的前提。法治手段是一种趋于保守的方法,它是要用经验的方法解决问题;和谐的目标也是要把冲突控制在"量变"的范围内,其实现的主要途径是法治。法治虽然是治国的方法,但法治是法律人的目标,法治作为目标也是需要自身方法的。对这些可能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研究。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并没有质的区别,只不过和谐社会的建设使我们更加清楚了目标和手段。和谐意味着目标的中和;法治意味着实现手段的保守。尽管和谐社会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它不是自动实现的,不是人为安排的结果,而是博弈的结果。和谐社会是一个合而不同、承认价值多元的社会。和谐社会也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与斗争;需要各个领域的秩序与协调,社会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会影响整体的和谐,因而对和谐社会的研究需要多个方面和谐。我们觉得,和谐社会的建设首先需要法治方法本身的和谐。在法治领域,我们需要在指导思想上衡平保守与激进、克制与能动、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在方法和结果上衡平文义解释与目的解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法律发现与创造等之间的关系。和谐社会需要我们尽力消解各个方面的冲突,尽管各种冲突在化解后仍然会不断出现。和谐社会的建设既有自然的成分,又有人为能动的努力。     

和谐社会视域中的执政道德建设

党的执政道德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保证、道德基石和社会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道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确立公平正义的执政制度道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提高执政主体的道德责任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